张叔平，原名张秉铨，1897年生于山西省永宁州大武镇(今方山县大武镇)一个普遍农民家庭。8岁时，父兄省吃俭用，将他送入本村私塾。张叔平性格坚毅，勤奋好学，深受师友的嘉许。然而因家境窘困，14岁那年被迫中途辍学，回家务农。

1914年，在亲友的资助下，张叔平考入离石县立高等小学(贺昌中学前身)，开始接触到《康梁文钞》、《孙文学说》、《章太炎文集》等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书籍，逐渐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为登基称帝，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离石，张叔平愤慨万分，他和同学们罢课示威，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

1917年，张叔平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很快结识了王振翼、高君宇、贺昌等革命青年，受到了进步思潮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反复认真地研究、分析各种主义、执著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波及太原，山西大学、第一中学等11所大、中学校的师生立即行动起来，于5月7日成立了太原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叔平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参加了学生联合组织的讲演团，宣传、发动广大市民和商业界爱国人士查禁日货，举行罢市，迫使山西当局答应了向北京政府转呈学生会关于"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爱国要求的通电。

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张叔平协助中阳人雷梦麟(瑞尼)将原来的天津大公报太原分馆改组为觉民派报社，除代销本省各报及《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京、津、沪、汉及香港、新加坡等地报刊外，还销售《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张叔平还利用假期探家之际，在离石城内开办了觉民书社，销售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潮，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一带引起了强烈反响。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协助同乡好友任定国在大武镇办起了方山县第一所高级小学。

在一中读书期间，张叔平和高君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高君宇等人的教育影响下，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当他看到部分原来高唱"教育救国"、"读书救国"的一中学生如苗培成、邱仰浚、韩克温等人从学校毕业后，先后充当了国民党、阎锡山欺压人民的工具，他痛切地感到过去所信奉的"教育救国论"是行不通的，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

1921年，张叔平由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山西省立法政专科学校，并于1923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团地委根据张叔平在觉民报社工作的有利条件，选定他担任中央出版物经理员，以"山西大学张秀清"的通讯地址，负责对团中央的联络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张叔平遵照太原团地委的指示，用集股筹资的办法，以觉民派报社为掩护，在太原桥头街等处开设了文具、书报贩卖部，秘密地发行《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说》、《资本论入门》及团中央印行的各种书刊。

1924年，太原团地委进行改选，张叔平被选为团地委委员，并于同年夏天经高君宇、王振翼介绍，被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和侯士敏、李毓棠、潘恩溥等组成了太原第一个党的小组。这年暑假，高君宇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由北京返抵太原，筹建山西地方党的组织，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刚刚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张叔平被选为支部书记，傅懋恭(即彭真)、纪挺梓任委员。

中共太原支部建立后，遵照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当时，在晋南一带，以景梅九、张应川等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影响很大。他们打着反对阎锡山的旗号，鼓吹克鲁泡特金式的"社会主义"，迷惑了不少进步青年。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张叔平派遣傅懋恭前往晋南。傅懋恭到临汾后，即同张应川等人就"科学社会主义与克鲁泡特金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终于使无政府主义思潮受到批判，在思想上、理论上为晋南党组织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张叔平还专程前往汾阳指导工作，先后吸收韩蔚生、李伯生等优秀团员入党，正式组成了汾阳地下党支部。

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张叔平和太原支部全体成员的努力，晋南、晋中、晋北的十余个县先后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在此期间，张叔平和中共太原支部还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同山西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代表人物苗培成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促成了山西省的国共合作，推动了省内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1924年，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倡议召开国民会议，王振均(代表国民党)、王振翼(代表共产党)被派来太原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张叔平和中共太原支部发出通电，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积极协助他们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临时机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临时宣传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联络太原各界人士建立了太原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2月，张叔平和马鸣鄂、阎玉珍作为山西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会议期间，张叔平和高君宇数次前往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不久，高君宇和孙中山在北京相继病逝。张叔平返回山西后，于3月24日在文庙召开追悼孙中山、高君宇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苗培成等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张叔平当即予以批驳。他严正指出:任何阻挠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都有违总理遗训，有害国民革命。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以及一切进步人士团结一致，把革命大业进行到底。在张叔平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1925年秋天，国共两党共同组成了国民党山西省临时省党部，在省党部的七个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占三席。从此，山西省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

国民党山西临时党部成立之前，即1925年春，阎锡山为维持其反动统治，借口抵御冯玉祥、胡景翼所部国民军进兵山西，在"保境安民"的幌子下，大肆扩充军备，将他的晋军由2个旅扩充为4个旅；年度财政预算由700万元猛增到2000万元。为此，阎锡山强令在全省范围内按"值百抽九"的税率加收房税，滥施刑罚，以致民怨沸腾。张叔平敏锐地觉察到以征收房税为导火线的群众性反阎斗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于是，他在党团组织的动员会议上尖锐地指出:反房税斗争是关系到全省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事情，它不仅可以打乱阎锡山扩军备战的计划，策应国民军进兵山西；同时也可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当时，党支部成员傅懋恭、纪挺梓及潘思溥分别担任省立一中、进山中学和法政专科学校学生会主席，又都是省学联成员。党支部研究决定，由他们出面，通过省学联推选学生代表前往请愿，同时罢课游行，争取舆论支持，向阎锡山施加压力。

由于阎锡山拒绝了学生代表免征房税的请求，1925年5月18日，太原各大中学校学生云集文瀛湖公园，举行示威，将省议会查封、捣毁，并到阎锡山的督军府门前请愿。接着，又捣毁了助纣为虐、省政府秘书贾景德等三个贪官污吏的公馆，迫使阎锡山当场下达了取消征收房税的命令。

不久，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张叔平指示一中学生、共产党员王瀛以太原市学生联合会为核心，团结各界人士组成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同中共太原党支部成员傅懋恭以该会副主席身份一起主持实际工作。

在中共太原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于6月10日、6月25日先后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张叔平、傅懋恭主持会议，进行演讲，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会议一致决议:"与英、日经济绝交"，"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作"。40余所大、中、小学校师生和工、农、商各界以及市民团体数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第一中学和国民师范学生还奔赴街头、城郊宣传讲演，募捐款项，先后募捐到14000余元，及时汇往上海，支援爱国同胞。太原各教会学校学生也纷纷退学，以示抗议。

同时，张叔平还前往汾阳等地，组织各界"沪案后援会"，发表宣言、通电，号召全国民众"不分国籍，不分宗教，不分阶级"，一致奋起，团结救国。

为便于指导全省的反帝爱国运动，进一步宣传我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张叔平和纪挺梓一起创办了《铁血周报》，由张叔平任主编。6月30日，《铁血周报》正式发刊。在张叔平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刊出世的缘因，就是要本着天良来发表正论，撕破帝国主义的黑幕，唤醒全国民众，大家准备实力，和侵略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宣战。"号召"铁血男儿奋起救国"；还公开介绍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生平事迹以及十月革命的情况。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以沪案后援会为核心的反帝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矛盾和分歧。总商会负责人李云阶在阎锡山反动当局的唆使下，利用部分商人不愿抵制和查禁英、日货物的思想情绪与太原市学联领导的抵制英、日货物委员会相对抗。张叔平当即指示傅懋恭以副主席身份召开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全体大会，决定将该会改组为山西各界为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简称"山西雪耻会")，推选张叔平为主席，并将《铁血周报》改为《雪耻周报》，张叔平兼主编。8月1日，《雪耻周报》发表了《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改组宣言》，明确宣告:山西雪耻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领导民众，促成全国工农学商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媚外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募捐款项，抵制英、日货物。揭露了总商会李云阶之流见利忘义、媚外求荣的行径，呼吁全省人民赶快团结起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9月18日，在张叔平的主持下，山西雪耻会在新华舞台举行市民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段祺瑞政府和声讨奉系军阀张作霖压迫工人学生的通电。从而把山西的革命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

1925年冬，由于全国革命高潮的出现，迫切需要干部，太原党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先后输送宋熹等同志入黄埔军校；纪挺梓、李毓棠等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傅懋恭调正太路总工会工作；张叔平也于1925年年底奉命调离山西。

1926年年初，张叔平经北京来到十里洋场的黄浦江畔，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亦称中共江浙区委)杨树浦区部委书记，以报馆记者身份开展革命工作。

为便于工作开展，组织上选派老怡和纱厂女工、共青团员范介宝到区委机关，与张叔平假扮夫妻，协助张叔平工作；范介宝的姐姐范介梅和姐夫陈定观(陈良)在区委任交通。他们四人组成一个家庭，以此作掩护，在司文里秘密开展活动。

同年3月13日，区委决定林仲南(林育英)担任杨树浦区部委书记，张叔平改任组织部长。为贯彻区委指示，支援沪中、沪西工人的斗争，张叔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发动老怡和纱厂工人进行罢工。时值纱价下跌，资本家遂以自动关厂的手法进行对抗，罢工出现僵局。张叔平当机立断，选派富有斗争经验的张维桢前往恒丰纱厂，组织该厂工人罢工声援。恒丰纱厂的罢工开始后，受资本家操纵的"两湖同乡会"竭力进行破坏。针对这种状况，张叔平和张维桢等在湖南、湖北籍工人中积极开展工作，揭露"两湖同乡会"头子为资本家效劳的嘴脸，使"同乡会"濒于解散，迫使该厂资本家接受了工会提出的11项复工条件。紧接着，张叔平又指示张维桢等组织恒丰纱厂的部分工人前往老怡和纱厂声援，同老怡和纱厂的工友一道，迫使英国资本家接受了工人们的部分复工条件，赢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兵分三路出师北伐。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五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的革命民众响应和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统治。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立即响应，各行各业和工厂陆续爆发罢工斗争。9月8日，中共上海区委举行特别会议，研究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着手组织工人纠察队，进行军事训练。张叔平再次被任命为杨树浦区部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杨树浦、沪东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上海总工会于1927年1月在榆林路电车工人俱乐部召开会议，讨论第二次武装起义问题。张叔平和各部委、各产业工会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中，由于提篮桥巡捕房爪牙告密，参加会议的百余名同志被巡捕房抓走。张叔平在几个女同志的掩护下，机警地跳窗而出。脱险后，他立即通知各厂工会，要各厂资本家出面保释被捕的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否则就实行同盟罢工。在工会的强大压力下，资本家纷纷打电话要巡捕房放人，弄得巡捕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张叔平的督促下，杨树浦电灯公司的英国经理也亲自出面，到巡捕房首先保释了该公司工人、市政总工会委员长王克全(后叛变)。当晚九时，除引渡到淞沪戒严司令部的五个同志外，陈云、张维桢等100余人已全部获释。此后，张叔平又与区委有关负责同志一起，通过提篮桥的包打听头目买通监狱当局，由外国人出面，把扣压在淞沪戒严司令部的李泊之等五人要回提篮桥英国租界，经过临时特种法庭审理后，无罪释放。张叔平在这次营救活动中的机智果敢，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赞赏。在1927年2月9日中共江浙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会议上，张叔平被提名增选为区委候补委员；2月16日，在区委改选后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上，又被选为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

这时，北伐军已占领杭州，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2月19日，上海各行业工人开始总同盟罢工。23日，上海区委下达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命令。张叔平和张维桢奉命率领沪东两万名工人向闸北进攻。由于事先"缺乏武装暴动思想与技术的准备"，没有向工人群众灌输夺取武装的思想，致使第二次武装起义仍未成功。

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更加软弱动摇，国民党右派势力集团"西山会议派"的头面人物，聚集在法租界密谋策划，破坏工人运动。为监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活动，经区委同意，张叔平委派左天祥打入"西山会议派"内部，搞到了"西山会议派"人员名单及其决议文件、联络密码和活动情况等，及时向区委汇报，因而使我党在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对国民党右派的干扰、破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2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张叔平出席会议，并向区委汇报了杨树浦、引翔渡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中罢工、暴动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对张叔平的汇报十分关注，当日下午亲临沪东。在详尽地了解全面情况之后，周恩来对张叔平和部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过去，我们只知道罢工、示威，没有很好地注意武装自己，因而就难以战胜武装的敌人。他指示部委要尽快组织一些当过兵、会使用武器的工人，请他们帮助训练出一支武装纠察队的骨干力量。当周恩来得知沪东工人中十分缺乏有军事斗争知识的骨干力量之后，不久即选派从苏联回国、懂得军事武装斗争的徐航安来到沪东，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同时还设法送来一批枪支弹药。张叔平在积极组织、领导全区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同时，也常常挤出时间参加军事训练，练出了双手打枪的本领。

3月7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对各部委领导力量进行调整，张叔平调任上海码头运输总工会委员长，兼任浦东区工人纠察队总指挥。20日晚，北伐军进占龙华，总工会主席团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决议于21日正午12时开始总同盟罢工，并尽快转入武装起义。张叔平遵照会议决议，协助浦东区区委书记马玉夫开始了紧张的部署。

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张叔平与马玉夫等指挥浦东工人纠察队按照预定方案，首先攻占了烂泥渡第三警察所，缴获武器百余件，接着又分头进攻直鲁联军巡防队驻地，并乘胜攻占了烂泥渡第三警察所下属的第一分所和第二分所，将浦东区的反动武装力量全部摧垮，成立了以工人武装纠察队为主体的浦东区临时保安局。在此基础上，张叔平、马玉夫等又联络各界人士，组成浦东区市民委员会，实现了"工人取得武装"和"建立民众政权"这两项预定的起义计划，为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作出了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形势急剧恶化。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将张叔平调往杭州。5月间，张叔平化名张侬，偕同爱人范介宝(他们在杨树浦区部委工作时已结婚)、妻姐范介梅和姐夫陈定观到达杭州，根据党中央和江浙区委的指示，筹组浙江省委。6月间，浙江省委正式成立，庄文恭任书记，赵济猛任宣传部长，张叔平任组织部长兼工人部部长。

不久，省委书记庄文恭因病请假，省委工作由张叔平主持，省委机关由民权路迁至下城万安桥弄口，工作方针是:"整理内部，加强教育，以培养恢复力量，听候中央新的政策和方针。"在张叔平的主持下，浙江省委通过杭州的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惩处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头子，使白色恐怖下的广大人民深受鼓舞。

不久，由于叛徒葛耀祖(葛潜)的出卖，杭州市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接着，张叔平夫妇和陈定观夫妇也被捕，关进杭州陆军监狱。

在张叔平被捕的当天晚上，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清党"科科长何秉达即亲自审讯。张叔平化名张石州，坚称自己是上海老怡和纱厂的职员，携眷属来杭州游览。何秉达见威胁利诱均无效果，即命令对张叔平严刑拷打。但是，任凭敌人施用压杠子、坐电椅、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酷刑，张叔平始终坚不吐实。虽然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双腿压断，几次昏死，但苏醒后仍怒骂不止。

敌人见张叔平宁死不屈，就想在范介宝身上打开缺口，他们故意把浑身血肉模糊、双腿被压断的张叔平拉来与妻子见面。范介宝见亲人被折磨成这副样子，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张叔平却安慰他说:"这不是流泪的地方，也不是流泪的时候。"他暗示妻子:"这次真不该带你来杭州游览，凭空惹下这场麻烦。"机敏的范介宝立刻领会到张叔平的意思，做好了应付敌人审讯的准备。敌人施尽诡计，也没有从她口中套出任何东西，只好把她押回女牢。

张叔平等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中共江浙区委立即派人由上海赶赴杭州，积极进行营救。经过努力，将范介宝姐妹保释出狱。

范介宝姐妹出狱后，张叔平经叛徒葛耀祖指认，身份已经暴露，自知不免于难，乃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利用庭审、放风等一切机会，揭露和痛斥敌人，并和先后被捕入狱的赵济猛、王政、胡公达等取得联系，领导难友进行斗争，鼓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他还组织狱中难友学唱《国际歌》，为临刑就义的难友送行。

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决定秘密杀害张叔平等革命志士。张叔平得悉这一情况后，泰然自若，通过狱中难友给范介宝寄出一封绝笔信，嘱托妻子与党组织保持联系，代他向"母亲"(即党组织)致意，并转告"母亲和亲友"，说"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出国深造去了"。充分表现了张叔平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1928年1月20日深夜，敌人把张叔平、池耕襄(中共杭县县委书记)等八位革命志士绑赴刑场，由何秉达亲自监刑。当池耕襄等七位志士倒在血泊中后，何秉达狞笑着对张叔平说:"张先生，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信仰共产主义的下场。不知此时张先生有何感想？"

张叔平愤怒地答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为共产主义哪怕抛头颅，为劳苦大众甘愿背十字架！"

"那好哇！我今天就成全你了！"何秉达狂叫一声，喝令刽子手把张叔平拉到墙边，用八寸长的钯钉将张叔平双手钉在墙上，接着用两枚长钉穿过张叔平的脚心深深钉入土中。随着热血的喷涌，张叔平竭尽全力连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使全场的军警惊骇万分，准备钉住张叔平心窝的最后一枚长钉，也从刽子手颤抖的手中掉到了地上。一向以"杀人魔王"自称的何秉达也惊得脸色灰白，连声狂叫:"开枪！快开枪哪！"一阵枪声过后，张叔平烈士像尊大理石塑像似地紧贴在墙壁上。

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张叔平，用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青春的热血，谱写了共产党人的不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