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逊把何涤宙误写为“何笛宙”，这种错误是很常见的，比如，在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一书的第124页上，更有“何迪宙”这样一个同音的名字，还指出他系转变过来的国民党军人，在红军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张宗逊回忆录》提供了关于何涤宙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原是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在与红军作战中被俘，参加了红军，在红军大学任教员。仅此而已，寥寥数十字，至于生卒年月，何方人氏，都没有提及，也可能永远无人知晓了。

何涤宙参加了长征。1934年10月，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长征路。出发前夕，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干部团团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红军大学改编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是萧劲光，政委是余泽鸿。

按照新的编制，在长征中，何涤宙就是干部团上干队的一员。因此，《红军长征记》中有多篇文章提到何涤宙。比如，干部团的教员李一氓写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就写到：在金沙江边，何涤宙指挥架桥，没有成功。李一氓渡江到北岸，坐在江边吃何涤宙为大家留下来的金沙江边生长的鸡。和何涤宙一同住在北岸的人造岩洞里。“金沙水拍云崖暖”，因天气太热，人造岩洞蒸得气闷，无法入睡，俩人扯山海经，何涤宙还讲述了刘伯承带领干部团占领皎平渡渡口的故事。

另外，《红军长征记》中周士写的《吃冰激凌》一文中，也写了作者与何涤宙、陈赓、宋任穷等一起过雪山，在雪山顶上吃冰雪的情节。

在长征途中，何涤宙主要贡献就是架桥。红军长征要过许多大江大河，自然少不了架桥。而何涤宙恰恰是个工兵专家，大有用武之地。何涤宙参加了搭乌江浮桥的战斗，许多回忆文章记载了这件事。

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在回忆录写到：

1935年元旦的次日，由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高山望不到顶。陈赓、韦国清同志亲自率领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同志，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的种种困难，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我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上干队队长萧劲光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在这样一条水深流急的大河上架桥，是一项既危险又需要较高技术的艰巨任务。上干队的教员何迪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何迪宙在国民党军队里曾任过工兵团团长，到红大任工兵教员。他在架桥等土木作业方面，在当时称得上是个专家。在中央苏区时，他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以后过金沙江、大渡河时，先头部队都曾把他请去，研究能否架桥。

萧劲光不但说明何涤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而且充分肯定何在中央苏区以及长征中架桥的功绩。

耿飚，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具体负责搭设乌江浮桥。他在回忆录中也写到：

刘伯承总参谋长集合我们立即架桥。我抓了个饭团在手里，与杨力一齐向工兵连走去。工兵连几个干部正在那里犯愁，看到我走来，都不吭声，显然，架桥方案还没搞出来。在此之前，他们还专门去请教了工兵专家何迪宙。

何迪宙也在为架桥犯愁，他指着桌子上一大堆中外教科书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情况也知道，我查了日本的、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我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我记得你们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么，那些困难都能克服，难道在乌江这里就束手无策了?”

耿飚对何涤宙的评价并不高，甚至让人感觉有些书呆子的味道，但耿飚同样承认何涤宙“架了不少桥”。

不知所终

何涤宙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长征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凡走完长征的人，都可以直接入党。这样，何涤宙也就成为了一名党员。

1936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建立红军大学的报告。会议决定林彪为红军大学校长，毛泽东为政委，罗瑞卿为教育长，何涤宙为教务部主任。何涤宙继续从事红军的教育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然而，这样一位红军大学的重要干部，后来却从人间“蒸发”了。

据萧劲光回忆：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指何涤宙）说要去大城市看病，到武汉以后不辞而别，离开了革命队伍。

关于“不辞而别”之说，本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其一，何涤宙经过长征的洗礼，入了党，并受到重用，事业蒸蒸日上，因此，他没有理由“不辞而别”；其二，何涤宙人缘不错，与中共领导干部关系密切，众多回忆录中的赞美之词就是明证。因此，如果他活着，肯定要与战友们联系，那么，党组织一定会知道他的去向。所以，本人以为，何涤宙“不辞而别”，有些讲不通。但毕竟他是消失在革命队伍中，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