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赵伊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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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3月5日,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这天,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在山东茌平县琉璃寺(又名刘莱寺)和日本侵略军遭遇,整整激战了一天。
 
  黄昏,激烈的枪炮声逐渐停下来,阵地上寂静得很,偶然从树上落下一个干枝也会引起人的警觉……
 
  我坚守在琉璃寺西门的前沿阵地上,细心地观察敌人的动静。突然,司令部的通讯员悄悄地爬到我的身边,低声传达李聚奎司令员的命令,要我“立即回指挥所去接受任务。”我默默地想:“很可能是司令员叫我带一个小分队,乘夜色降临之际,绕到敌人的背后突然给敌以猛烈袭击,牵制敌人,掩护我纵队和鲁西区党委机关转移。”
 
  我从前沿阵地来到指挥所,还没见到纵队首长,就被哥哥赵伊坪叫住了,哥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那股热情和喜悦劲,真叫人难以形容。哥哥说:“我这里还有几个鸡蛋和两张饼,你赶快填饱肚子,准备马上掩护部队和机关转移。”正当我边吃边喝的时候,李聚奎、刘致远、王幼平等首长和区党委的张霖之、赵 、朱则民等领导同志都走过来了。李司令一边叫作战参谋打开地图,一边用手指向孙继先司令员的津浦支队驻地方向说:“赵晓舟同志,你带一个连掩护区党委机关转移,经许楼(津浦支队驻地)向总集合场行动。”
 
  “坚决完成任务!”我坚定地回答,然后向司令员行了个军礼,迅速离开了指挥所,向区党委驻地奔去。
 
  部队和区党委机关人员都行动起来了。从琉璃寺的寨门出来,向许楼方向前进。张霖之和哥哥伊坪等依次乘马,直向许楼方向奔驰而去。不一会,敌人的骑兵、装甲部队从许楼以东压过来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就要开始了。我立即指挥部队掩护机关转移。有的来不及转移的同志又折回王永民璃寺寨内,有的按照指定的方向,化整为零,向总集合场勇猛地前进,怎能料到,这竟是我和哥哥的最后诀别!
 
  我们家乡在河南郾城县城内崇圣祠街,一家人全靠父亲当私塾教师过活。哥哥1910年7月23日生,1918年,入郾城县立高等学堂求学,1924年7月夏毕业。同年秋,经族叔资助,保送入北平的冯玉祥陆军第11师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学上学。在学校他结识了彭修道(即彭雪枫)等进步青年。育德中学被迫解散后,哥哥和彭雪枫等转入北平汇文中学继续读书。1925年经彭雪枫介绍,哥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党。
 
  1927年初,哥哥从北京回到郾城。在郾城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为了开展农民运动,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哥哥同田方、蔡永龄、赵洗白、张光灼、宁香山等共产党员在郾城城内办起了郾城文化促进会(实际上是党的办事机关),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子弟小学(实际上是党领导下的少年先锋队),我是第一批进入平民子弟小学读书的。哥哥经常带领我们到城关区、漯河镇和近郊农村向青少年教革命歌曲、演出反封建迷信、妇女解放的话剧和张贴革命标语等宣传活动。在武汉革命群众收回外国租界、驱赶洋人的影响下,郾城党组织动员青少年接管了基督教堂及其附属医院,驱逐了洋人。平民子弟小学的大钢琴就是哥哥等带领我们获得的“战利品”。当时,哥哥指着钢琴对我们说:“苏联革命胜利后,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个象牙箱。”哥哥就是这样用朴素、形象、生动而感人事例教育青少年,使大家很受鼓舞,我就是这时候在赵德风老师的指导下学会弹“国际歌”、“革命进行曲”、“少先队歌”等歌曲的。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很快波及郾城。党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转移,不能公开活动的党员转入地下和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党组织决定哥哥和董保重(后被捕叛变)、王修理等坚守平民子弟小学的阵地开展革命活动,哥哥他们联合国民党的左派党员,经过同县教育局的合法斗争,终于取得了平民子弟小学和高等学堂合并的胜利,两校合并改称为郾城第一完全小学,同时还实行了男女学生同校,这在郾城教育史上是一次革命。为发展团组织,哥哥积极地进行筹建团组织的工作。1928年冬,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郾城第一完全小学秘密成立,我和田瑞等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我们家成了党的秘密活动地点,党员常在这里开会,我的父母和我成了党的联络员、交通员,替他们放哨,传情报。1928年秋,国民党在郾城追捕“三赵”(即城东门里的赵伊坪、东大街的赵子众、城西门里的赵洗白等三个共产党员)。我和几个青少年利用敌人不注意的机会混入国民党县党部,侦知敌人很快就要进行大搜捕的情报,迅速告诉哥哥,“三赵”在敌下手之前,安全转移出城。由于哥哥紧密联系群众,国民党几次追捕他,都以失败而告终。如看守东城门的老地保陈文泰利用敌哨兵夜间溜进城楼上抽烟喝酒打盹的空隙,机智地把城门错开一条缝,便于哥哥深夜进出城门;当国民党军警有时驱使老地保陈文泰带路到我家搜捕哥哥时,陈文泰为了迷惑敌人,故意乱加指点,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使哥哥安全转移;还有一次在城门紧闭的夜间,黄包车夫陈遂金用粗井绳系着哥哥坠城而下脱了险。在白色恐怖下,哥哥不畏艰险,坚持斗争,有时他隐藏在一个仅能容身的楼梯下,用芒席围着一盏小油灯,刻写革命的传单。情况紧急时,哥哥隐蔽在我家两幢楼房的夹道里,一连几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但他仍然在墙上刻下满怀豪情的诗句。长期的地下工作,哥哥全身染上了疥疮,行走困难,不得已才转移到同情我党的舅父家里的一个粮仓里避难。在舅母和小表妹的得力掩护和精心治疗下才痊愈。
 
  1929年,哥哥被党派到西北军冯玉祥部做兵运工作。1931年春,哥哥又转到杨虎城辖属的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部工作。由于西安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哥哥与党组织失掉联系。1932年春,经朋友推荐到山东新泰县鲁南第四民团军指挥谢春贤部工作。哥哥和其他地下党员在鲁南民团军指挥部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发展了党员,在鲁南民团军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2年,哥哥回到了河南,在敌人统治薄弱的郾城和临颖县边远偏僻交界处的坡边村万寿寺小学以教师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采取灵活的办法,仿效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办学的方法,开民教学。因此,无论校风和学生的成绩都有明显的改观,既受学生的拥护,也深得学生家长和广大群众的称赞。
 
  1935年,哥哥到杞县私立大同中学教书。大同中学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王毅斋在我党的协助下创办起来的。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哥哥同梁雷、郭晓棠、傅孤侣、杨伯笙、王乐超等党员同志,团结校内外一批进步知识青年,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学校中抗日空气非常热烈,为了使师生勿忘国耻,收复失地,他们把各教室的名称改为“乌苏里”、“哈尔滨”、“黑龙江”、“松花江”等。这个学校一直掌握在党和进步青年手中,国民党和兰衣社分子插不进去,大同中学成为我党在豫东的活动中心,也是我党领导下的“左联”在河南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大同中学在学生中成立了学生会、民先队、读书研究会等组织,采取演剧、办书店、出刊物、下乡宣传、讲演等多种形式,传播革命火种,开展反蒋抗日救亡活动。哥哥与梁雷、王乐超同志为辅导员,主要编辑是穆青、冯若泉等,每周出刊一次墙报,针对国内外形势和师生的思想认识开展思想评论,揭露时弊,宣传抗日。在进步青年作家姚雪垠、芦焚(师陀)等协助下,还创办了《群欧》、《蓓蕾》等刊物,哥哥以灵芝的笔名发表诗文,歌颂共产党,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鼓舞了大批青年。国民党杞县反动当局,把大同中学视为“赤化之地”,甚至恶棍警察在杞县西城墙上贴了“打倒共产党赵伊坪”的大标语,并扬言要向警察局告发哥哥。然而,大同中学师生们却非常爱戴哥哥,学生们把哥哥称为大同中学的“灵魂”。
 
  1936年“双十二”事变,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迎来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哥哥决定离开杞县大同中学,奔赴抗日战场。当时,哥哥专程去许昌和我见面,他非常兴奋地谈到,他已接到彭雪枫同志久别后的来信,要他放下教鞭,设法到山东或华北找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
 
  1937年3月,在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的老同学张维翰帮助下,哥哥进入山东第六区范筑先的专员公署秘书科工作。从此,他在合法身份的掩护下,与张维翰等一起联络爱国人士,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办起了《抗战壁报》,张贴在聊城中心的光狱楼下,向人民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主义”与倒行逆施。
 
  1937年5月,彭雪枫同志遵照周恩来副主席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各军和我党联合抗日的指示,到济南为争取韩复榘开展工作作出部署之后,专程到聊城与哥哥会面,为哥哥接通了与山东省委的组织关系,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和如何争取、团结范筑先与我党合作的问题。从此,哥哥和张维翰等在山东聊城专员公署,有领导地对范筑先开展统战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彭雪枫同志为了进一步指导鲁西北统战工作,通知哥哥前往太原。哥哥在太原期间如饥似渴的学习了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在返回途中,他转道洛阳,向我深谈了“七七”事变形势的发展、我党向全国呼吁团结抗日,红军请缨杀敌开赴抗日前线的通电,我党发出国共合作宣言、以及红军准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战略决策,同时,还转达了彭雪枫同志要求我不要再去延安学习,立即投身到华北前线去工作的指示。并具体介绍了彭雪枫同志向他讲述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这一切,对我是一次空前生动、深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是一次极其深刻的中国革命前途的教育。
 
  哥哥从太原回到山东后,就调到省委工作。
 
  1937年8、9月间,张经武、张震代表党中央,来济南和韩复榘谈判。在我党的努力下,韩复榘同意以第三集团军名义成立政训处,并以政训处名义,创办第三集团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哥哥和张友渔、陈北鸥、张郁光、齐燕铭等人担任训练班的讲课任务。
  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德州、禹城,逼进济南,形势十分危急,济南各官、私报纸相继停刊。山东省委决定由哥哥以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名义接管山东《民国日报》,和张友渔、齐燕铭、陈北鸥、黄松龄、许德瑷等创办了我党领导的《救国导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宣传八路军开赴华北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山东军民的抗战意志。在我党的影响下,范筑先重返聊城,通电全国守土抗战。
 
  1937年12月27日,济南沦陷后,山东省委派哥哥和齐燕铭等同志去鲁西北工作。哥哥任鲁西北特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哥哥经常到聊城的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讲课,深受师生们欢迎。刊登在聊城《战地文化》第二期上的《论抗日政权》就是伊坪的一部分讲稿。哥哥还是鲁西北党的喉舌《抗战日报》的社论委员会委员,他根据党的政策方针和抗战形势的发展,经常撰写重要的社论和文章。1938年11月15日,日寇侵占聊城,范筑先和中共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数百将士壮烈殉国。鲁西北特委在馆陶召开扩大会议并发出给全体党员的紧急信,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区抗日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抗战,争取胜利。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文件出自哥哥的手笔。
 
  哥哥在工作中富有创造性。他精心钻研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指示,结合形势发展提出战斗动员的口号,来教育同志、鼓舞群众,收到很好的效果。管大同同志在回忆哥哥时曾谈到:伊坪既有较高的理论造诣,又有丰富的斗争实践经验。1938年正面战场台儿庄战役爆发,为配合台儿庄作战,伊坪在指导战争、动员群众参战创造性地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战斗动员口号,对鼓舞军队和地方群众英勇战斗,勇跃参战,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坚持党的利益第一、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原则,是哥哥的座右铭,也是他善于在党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同志、团结同志共同完成党的战斗任务的思想武器。哥哥时时刻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来不顾及个人的安危荣辱和地位,这方面对我影响最深、使我终生难忘。1939年初,鲁西北正处在大动荡之际,最需要党的统一和团结,最需要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稳定,和服从党的指挥,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哥哥协助张霖之同志,代表鲁西区党委,运用党的利益第一,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原则,非常巧妙,十分妥善地处理了发生××部队的两个党员领导干部之间的个人问题,从而避免了矛盾的扩大和激化,保持了这个部队领导层的稳定。我正是从这一次党内生活中,第一次受到严峻的党性教育。
 
  哥哥虽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好学上进,十多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刻苦好学,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同时,他又酷爱文学、历史和教育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这是他在白区适应各种情况,进行革命活动的有利条件,也是他有能力在鲁西区党委集体领导中为创造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基础。他在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中,突出地表现出坚定地坚持党的统战政策和坚持党在统战中的独立性的原则立场。如1938年5月聊城政工会议对《鲁西北五个月斗争经验的总结》中,正确处理范筑先卫队营事件和正确处理聊城失守前后,×支队个别党员试图接受委任,取得所谓“合法地位”,以及在党内某些同志开始暴露出来的排外的宗派情绪等等,哥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一些实际斗争中,使人们认识到伊坪对充分发挥姚第鸿、齐燕铭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作用的问题,特别是伊坪代表特委前往十支队和王幼平同志回特委军事部全面主持鲁西北特委辖属武装部队的领导问题等等,集中地表现出哥哥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定的原则性和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性,博得了范筑先的高度赞誉和同志们的好评。
 
  哥哥和同志们相处中,坚持以“政治上要光明磊落,经济上要廉洁,工作上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自觉的遵守纪律”等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他提出:“共产党员除党给予的津贴以外,手里多一分钱就是贪污。”为此,在特委机关和十支队较早地建立起八路军的正规财务制度。在统战工作中,哥哥坚决地贯彻“立场必须坚定”的原则。为了发展鲁西北骨干武装十支队,哥哥提议乘第三集团军放弃济南败退之机,把流散在鲁西南乡间的枪支通过统战关系,购买过来,特委据此号召聊城政治部服务员以上的党员干部每人向党捐献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下了12挺轻机枪发给十支队,成立了机枪营。遂后特委乘台儿庄战役胜利之机,命令刘志远同志率机枪营进军大峰山区与张北平、段君毅同志的部队会师,为巩固发展泰西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支武装力量。1938年5月,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这是毛主席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所作的高度评价,也是伊坪和鲁西北广大人民奋斗的结果。
 
  1939年初,日寇回师“扫荡”华北。3月,鲁西北区党委与八路军先遣队由冠县、馆陶向东挺进,3月5日与日寇合击部队在茌平东北琉璃寺遭遇,激战一天。下午,直属部队转移时,与先我占据许楼之日军相遇,遭敌猛袭。哥哥与张霖之、赵鎛、朱则民等乘马突围,不幸负重伤坠马,丢失高度近视眼镜,行动困难,被日军所俘。日寇把他捆在枣树上,浇上汽油点燃,哥哥光荣牺牲。
 
  哥哥不仅是我的兄长,更是我从小走上革命征途的向导!如果说兄弟如手足之情的话,那就是我更多地听到他的教诲,得到他的批评帮助和热情的鼓励;在黑暗中他向我指出曙光就在前头;在白色恐怖下,他指挥我顽强智斗敌人,为了革命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生活中,他谆谆告诫我要善于团结同志,共同战斗;他要求我努力学习,用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在战争中,他要我坚定地走上军事岗位,勇敢地站在战斗第一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他严格的对我兄弟们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我三弟赵涵辉、四弟赵超1938年,经彭雪枫同志介绍,毅然奔赴延安抗大学习,之后,他们先后都为人民献出了生命!一转眼将近半个世纪了,缅怀哥哥短暂而光辉一生,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也是广大青年同志学习的榜样!
 
  哥哥,你死得光荣、伟大,虽死犹荣,永垂不朽。我一定以您为榜样努力奋斗,完成您的未竟事业,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贡献一切。
 
  哥哥,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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