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的两个未遂心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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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9月28日,被毛泽东戏称为“靠乔木,有饭吃”、被邓小平赞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理论家胡乔木在解放军三零一医院与世长辞。而就在此前的7月份,他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住院时,还在病床上对陪伴了他50余年的老伴谷羽说:“我要活到九十岁,我希望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可病魔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带着对未竟事业深深的遗憾离开了。
 
  一、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
 
  在中共党史上,胡乔木的名字是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41年2月胡乔木奉命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秘书生涯,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在此后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胡乔木在毛泽东的教导下迅速成长起来,从一名普通的秘书成长为中共领导人之一。有的老同志说:“没有同毛泽东的这段缘分,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对这份感情更是珍惜,他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深情地说:“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进步。”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无论是他在世时还是在他逝世以后,都有很多人著文记叙和研究他的方方面面。由于胡乔木特殊的工作岗位、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他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党内外很多同志早就建议胡乔木写一些纪念文章,但他一直没有答应。直到后来确定要写点东西的时候,他对知名的中共党史学家郑惠说了自己为何没有应允的原因:“我虽然做过毛主席的秘书,但许多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经过秘书执行的,说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来。”繁重的领导工作也使他没有过多的精力担负这项工作,在1989年的一次谈话中胡乔木说:“十三大以后,我已经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对党史工作了。我是愿意承担这方面的责任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希望在有生之年,在这方面能多做一些工作。如果病倒了,这件事自然就做不了了,但只要活着,就会尽力干的。”
 
  同年,胡乔木开始整理他的文集,他看了些材料,勾起对四十年代的许多回忆。10月,曾任毛泽东同志资料秘书、我党著名的党史专家、理论家逢先知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送他审阅,他做了许多修改,并亲自写了《校读后记》。这本书丰满的回忆和翔实的材料又使他陷入了对往事深深地追思之中,萌动了写“回忆”的念头。
 
  胡乔木一贯对工作抓得很紧,现在下定决心要完成许久以来的一桩心愿,更成了坐不住的人。1990年2月,他找郑惠谈话,表示想写一本反映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发展、毛主席怎样在四十年代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书,用毛泽东的著作、活动作主线,用当时具体的历史作背景,把毛主席在四十年代所作的贡献作一个比较条理化的分析,目的是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增加一点内容,对这方面的教育有所贡献。这次谈话中,他还谈到了初步设想的六个题目。后来由于到美国作学术访问,写作暂时搁置。
 
  1990年11月,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送给胡乔木提意见。他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两遍,认真提出了读后意见,并亲自写文章推荐,称赞这本书是“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稍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写出,这是胡乔木多年提倡的一本书。他抱病读完了其中较难写好的几个章节,甚为兴奋。他还特意为该书写了题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原以为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写好的著作,现在不仅出版了,而且达到了较高水平。这给胡乔木以很大启发,这促使他下定决心尽快成立编写组来协助他展开工作。
 
  1991年6月26日,在经过仔细考虑后,胡乔木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写报告请求支持和帮助,表示准备“写本关于毛主席的回忆录”,重点写他所接触和了解的毛主席在四五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准备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报告随即得到批准。
  两个月后,胡乔木找来著名党史学者龚育之,邀请他参与四十年代的写作并多抓抓五十年代的写作。两天后,他又找来郑惠、石仲泉,希望早一点把编写组的班子搭起来。胡乔木在谈写作要求时,提到了出版不久的薄一波的书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说:“虽然不同薄老的书攀比,大致上要相称。写作不在书的厚薄、文章的长短,我们的书肯定不能那么厚,因为薄老和我的身份、作用不一样。……不能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相重复,也要同薄老的上、下册尽量少重复。”谈完要求后,他又给这两位负责人详细谈了此时所想到的17个选题。
 
  这时,胡乔木的身体已经由于癌细胞扩散变得很衰弱了,家人和医生还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9月6日,他同编写组的全体同志见面,兴致勃勃地询问了过去不熟悉的同志的情况,对有不同年龄层次的同志组成的班子表示满意,对有几位年轻人参加更是格外喜悦。寒暄过后,他开始布置写作题目和要求。
 
  胡乔木对工作一向严谨,这次写毛主席更是一丝不苟。在谈到内容和主人公时,他说:“内容以回忆毛主席为主,全书以毛主席为主体,是对他的回忆,不把中央整个活动放到里面。中央一些活动同毛主席没有关系的,就不说了。因为是个人回忆,拟定的题目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大事不完全吻合,有些很大的事我不了解,没有接触过,就不好写进去。有些事也许没有那么大,但从个人回忆方面说,比较清楚,就列到题目里了。说是个人回忆,但有相当多的事也不能仅限于个人回忆。有些事我接触过,但详细情况不很了解,这种事还是要写,因为它很重要,需要通过查材料讲清楚。这在四十年代中的情况更多一些。四十年代大部分时间我不能成为事件的参与者。写的时候不要勉强加入个人成分。勉强加入不适当,使读者感觉是故意把个人加进去,失掉书的主旨,成为不是回忆毛主席,而是回忆自己。回忆成分多少要看事实。凡是可以回忆的,个人接触多的就写进去,也还是以毛主席的活动为主。”在谈到每篇专题的篇幅时,他说:“最早是想一篇只写一万字,现在看一万字不行,可能要到两万、三万。看题目涉及的内容,需要讲多少就写多少。”在材料来源上,他谈了三个:“一是党中央保存的档案;二是各种公开的出版物,回忆录,文章,当时的记载;三是个人的回忆。” 在谈到出书的时间与写作质量时,他明确地说:“出书的时间,1993年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最好在那个时候出。这样,时间比较紧。当然还是以书的质量为第一标准。如全书不能都写完,也可以分册出。”谈完总的要求后,胡乔木宣读了他想到的37个题目,其中四十年代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等15个,五十年代有共同纲领等22个。
 
  敲定大纲后,胡乔木安排了一个相当紧张的日程表,要求每个星期听取一次汇报,谈一个写作题目。有时甚至不到一个星期就要谈一次,仅 11月份就谈了五次。即便是在住院治疗期间,他还找有关同志去谈了两次。从 1991年 9 月编写组成立至1992 年 4 月的七个月内,他一共谈话十多次,加上编写组成立之前的十多次谈话,共达二十多次。胡乔木逝世以后,编写组商定将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二十多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照胡乔木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多次谈话的精神撰写的十九篇文稿。这个方案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批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中央有关方面审阅这部书稿后都作了肯定的评价。有的领导对文稿一一批阅,或曰“此篇已看,以为很好”;或曰“这篇有些人所不知的材料,好”;或曰“这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记录”。还对全书批示道:“整个看来,这本书是有价值的。有若干篇读起来比较枯燥,但是篇篇都那么引人入胜怕也不可能。有很多篇是能引人入胜的。”这本书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修订再版时还印刷了75000册,这是党史著作中不多见的。
 
  中央有关方面领导的肯定和读者的喜爱也许能够部分实现逝者胡乔木的遗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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