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镐:从军统少将到中共特别党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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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乘飞机途经南京,因雨雾,飞机撞向岱山,机毁人亡。戴笠死后因无人再细查父亲之事,经军统中好友的帮忙说情,军统局副局长唐纵同意将周镐释放。周镐:从军统少将到中共特别党员一
 
出狱后的周镐已经不是原来的周镐了,变得沉默寡言,闲居在南京二条巷蕉园5号的家中,没有工作,生活相当艰难。在军统多年,周镐早已厌烦了这种工作环境,他对国民党内部的互相倾轧、贪腐渎职已经恨之入骨,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信心。
 
正当他迷茫时,他的同乡、黄埔同学、中共党员徐楚光闯入了他的生命,策反了他,后经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周镐遂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潜伏在国民党保密局中,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负责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及情报工作。
 
周镐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当有同感,乃商议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约相晤,恰到好处而成功。”
 
周镐从入狱到出狱,从国民党阵营走进共产党的阵营,母亲一无所知。
 
我们母女4人已经从重庆回到武汉,军统也不再负责我们的生活,母亲带着我们姐妹3人艰苦度日,焦躁地等待着父亲周镐的消息。
 
194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父亲母亲的朋友来武汉找到我们,他告诉母亲:周镐仍在南京,住址是中山东路二条巷蕉园5号。失去两年多消息的父亲突然有了信息,母亲激动得让泪水尽情地流淌,她高兴啊。两年多日日夜夜的担心与思念,如今终于有了结果。
 
进入苏北解放区
 
1946年11月,父亲周镐第三次被捕。关押在保密局看守所。因找不到证据,局长毛人凤对手下的高级特务还算客气,没有可靠的证据也不会轻易处置。两个多月后的1月21日,农历除夕这一天上午,父亲周镐被释放了。
父亲周镐出狱后,保密局命令他仍回上海工作,担任佛教训练团的组长。周镐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照样上班下班,照样与同事来往,当然他还是不断地来往于京沪徐之间,秘密地为共产党收集情报。
 
1947年9月,徐楚光来到武汉看望我们母女,第二天即被捕。被捕地点离我们住处很近,母亲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给父亲周镐拍了一封电报:“余仁身暴重病,已经住院。”周镐第一时间得知徐楚光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有关人员隐蔽、撤退,避免了重大损失。
 
由于叛徒出卖,这年的12月30日周镐第四次被捕,又一次被关进了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
 
1948年3月,周镐的保密局好友、少将经理处长郭旭和少将设计委员任建冰二人联名向毛人凤上书作保,周镐又一次死里逃生,走出了保密局看守所。
 
母亲最后一次去南京,没有见到父亲,蕉园5号还在,保姆独自一人在家。保姆王妈告诉母亲:他们已经走了好久了,不知去了哪里。
 
于是,妈妈带着弟弟妹妹于1948年9月进入苏北解放区。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得到过父亲的任何消息,艰难地生活直到去世。
 
后来得知,父亲此时也进入了解放区。
 
当时,解放区的物质虽然匮乏,每月每人津贴只有6000元(当时一块银洋可以换华中币12000元,6000元也就是一二尺布的钱),每天七钱油,四钱盐,米面按公家规定也仅能果腹。但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周镐对此感触很深。
 
父亲周镐过去在南京过的是高级军官的生活,吃穿都很讲究,出有车,食有鱼,稍微走一点路,都感到很吃力。但到了解放区,一天走七八十里路,还是泥泞土路,父亲居然不觉得累和苦,这不能不说是精神之作用。过去父亲周镐用的是“周治平”专用信笺与信封,到了解放区,周镐让手下的人员用报纸剪裁后贴贴补补做信封。
 
父亲周镐为了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全身心地投身到工作之中,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宿迁、睢宁、沐阳、新安镇等地,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幕写成《蒋帮拾零》《蒋政权的黑幕》《蒋介石的庞大特务系统》等文章。新华社和解放区电台将父亲的文章播出后,由于言之有据,鞭挞有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反响很大,打击了敌人,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命仅一线之安,此后余生,当誓为党国人民尽忠,拼命消灭蒋贼政权。余生有幸,必达此目的也。
 
1948年11月13日,父亲周镐在淮海战役的前线成功地策动了国民党107军孙良诚部5800人的投诚。
倒在南京解放前夕
 
1949年1月初,父亲周镐又接受组织安排前往蚌埠策反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当时,淮河一带大雪狂飞,冰天雪地,父亲带着投诚的孙良诚等人一路劳顿地来到了国共的分界区淮河。临上船时,他从包里掏出日记本与钱物,对警卫员说:如果我三天不回来,你就把这本日记和钱物交给夫人,照顾好我的家。不等警卫员答话,父亲转身踏上小船,随船而去。
 
谁知道,刘汝明将周镐前来策反一事上报给了蒋介石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蒋介石与毛人凤在得知父亲去了解放区后,曾派人沿途搜捕,现在居然送上门来了。
 
这是父亲周镐第五次入狱、第三次被关进宁海路19号的保密局看守所。几天来无人审讯,父亲周镐知道这次他不可能再走出这个牢房了。
 
父亲周镐倒在了南京解放的前夕。
 
这一切,我们姐妹3人与母亲一无所知。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姐妹3人很替母亲争气,学习成绩都很好,就是没钱交学费,母亲拿着父亲以前写给她的信给学校领导看,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将你们接到一块过好日子……凭着这些信,我们姐妹被评上乙等助学金。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劳动,我们生活没有来源,如果没有这些助学金,我们初中都读不起。
 
1965年,母亲死在了农村。
 
几个月后,父亲周镐被政府追认为烈士。但母亲没有等到这个消息,离开这个世界时还睁着眼睛。1971年,政府给我们姐妹3人送来了烈士证和光荣烈属牌。
 
母亲去世前,把她珍藏多年的父亲遗物交给了我。母亲除了把父亲的黄埔同学通讯录及军统证件埋在地下以外,其余的都保存了下来。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流泪了,感叹父亲的命运与不易,更感叹母亲一生的悲苦和对父亲的挚爱。
 
遗物有大量的信件、照片,还有《辞源》、日记本、通讯录、领带、衣服、皮包、印章、印章盒、印泥盒、老虎钳、砚台、报纸、父亲专用的“治平用笺”信纸及“周镐缄”信封等。彭德怀简介
 
“文革”以后,我们姐妹3人把这些文物分批捐赠给了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砚台是蒋介石赠送给父亲的,“文革”期间,因为害怕,我用起子与锤头把“蒋中正”三个字凿掉了。印章也不是一般的石头,是珍贵的红玉石。那张《复兴日报》,是父亲在南京接收期间将汪伪的《中报》变更的,报纸刊登了父亲亲自起草的《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布告》。这张报纸是母亲从南京带回来的,这份报纸只刊出了3天就夭折了,是报纸类的绝品。那13封信是父亲对母亲带泪情感的倾诉。信里有一段内容是这样的:“……我现在因厌恶官海的生涯,深愿早日得到胜利。我们‘坐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种自在生涯,多么痛快、自在。我前两年的话,约你抗战胜利了,回家的诺言,到今天,愈想愈是对了,人生数十年的光景,何必如此奔波劳苦呢?……什么功名利禄,我都看得淡然了。初呀(母亲名字),苦吧,待着吧,抗战的胜利就在目前了,这样我们也对得住国家民族的、个人的心地,也可告慰了。这上面的话,是灰心吗?颓废吗?我都不承认的,完全是为着生涯的辛苦十余年来,无片刻的休养,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且社会的人士也太坏了,又何必与人争此功名利禄呢……”
 
屈指算来,我的好父亲周镐离开我们已经60多个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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