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镐:从军统少将到中共特别党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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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镐是我的父亲。对于这个名字,现在大多数人可能感到陌生。但如果提及几年前热播的谍战片《潜伏》里面的男主角余则成,应该是尽人皆知了。我的父亲就是一位“余则成式”的人物。彭德怀简介
 
1949年1月初,我的父亲周镐被国民党保密局枪杀时,我的母亲李华初带着我们姐妹3人正在武汉苦苦地等待着父亲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仍然没有得到父亲的消息。朋友提示她,周镐可能去了台湾。母亲却说,周镐绝不可能去台湾,最大的可能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然这只是母亲最坏的猜测,潜意识里,母亲是多么希望父亲还活着,还能等到一家人团圆的那一天。
 
由于生存艰难,母亲带着我们姐妹3人离开了武汉,回到了父亲的老家,继续等待。但直到1965年母亲含怨去世,也没得到父亲的消息。
 
我私底下觉得这对母亲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她在有生之年心中是充满希望的。
 
这一年的年底,父亲周镐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追认为革命烈士。
 
被捕后加入复兴社
 
父亲周镐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罗田,14岁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毕业后,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
毕业后,父亲周镐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1934年春,福建事变的一些参与者被国民政府通缉,父亲周镐只身亡命上海,后又从上海转道返回家乡。不料,一到汉口就被国民党宪兵四团逮捕,罪名是“参加叛乱”。这是父亲第一次被捕(他一生五次被捕),时年24岁。
 
负责审讯他的竟然是他的一位旧友。这位朋友并不审讯他,反而是竭力劝导他:“治平兄,你是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复兴社(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前身)?这样,过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了。”父亲问:“如果我参加了复兴社,过去的一切真的能一笔勾销吗?”朋友说:“是。”父亲遂同意试试。就这样,父亲参加了复兴社特务处,就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开始了他12年的特务生涯。
 
谁知道,他参加军统刚满半年却又遭逮捕,汉口军统调查室指控他是“共产嫌疑”,来势汹汹,结果查无实据,纯属子虚乌有。
 
被保释后,父亲仍在军统任职,但命运就此改变,他得到军统核心成员之一——周伟龙的赏识。周伟龙是军统元老级的高级特务、戴笠的结拜兄弟。有他的关照,父亲自然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不久,他由汉口调任贵州,又由贵州调到广东,再由广东调重庆,邮电检查、缉私、谍报、督察等等,军统中的各个行当他都干过,大受戴笠的青睐。而且他的官也越做越大,从尉官到校官,又从校官到少将,一路畅通无阻。
 
潜伏于汪伪军委会
 
1943年初,时值抗战,周镐被国民党政府从贵州调到重庆,戴笠要给他一项艰巨又危险的工作:潜伏于汪伪军委会,为重庆政府收集汪伪情报、策反汪伪军队,以及做周佛海与重庆政府的桥梁。
 
于是,周镐秘密地去了南京。
 
自此,周镐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在干些什么。父亲离开我们后,军统派人把我们母女4人从贵州接到重庆。当时重庆政府很困难,但对我们母女4人非常照顾,我们的所有生活用品全由国民党政府供给。我与姐姐被送到沙坪坝的私立小学读书,学费、食宿全免,那个学校的校长是戴笠。蒋介石定期到这所小学,给这些特殊家庭的小学生作报告。我也听过蒋介石勉励学生的一次报告。
 
后来我们得知,当时周镐潜伏在南京汪伪政府军委会。周镐在南京汪伪军界上层算得上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表面上混得有头有脸,但谁能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与紧张。他整天生活于恐惧之中,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你未必相信,在南京伪军委会工作期间,虎口之内,幸有余生,其间痛苦,一言难尽,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荫,早丧残生了。”
“周镐事件”
 
1943年底,他秘密组建的军统南京站开始了活动。
 
军统南京站,早在1937年军统撤离南京前就建立过,并配置了电台,但南京一沦陷,这个南京站就叛变投敌了。以后军统在南京的组织,规模都较小,在日伪的眼皮底下也不敢有大的活动。周镐重新建立的这个南京站,规模较大,下设八个组。
 
军统南京站算是沦陷区的大站,周镐身负重任,他的工作效率很高,成果显著,戴笠颇为满意。不久,周镐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少将。他交给周镐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首都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这是周佛海与重庆方面的重要热线之一;二是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地位和工作便利,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吴化文、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等建立密切友好的私人关系,收集他们的情报,积极争取他们,最终在抗战胜利时投靠蒋介石。
 
周镐在南京领导的国民党军统地下组织,随着日军的投降也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周镐开始了公开的活动。国民政府任命周镐为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
 
日军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周镐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部设在新街口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指挥部首先接管的是汪伪的《中央日报》和周佛海控制的《中报》。
 
在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和几所大仓库之后,周镐又命令中山东路上的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听从南京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17日,伪《中央日报》和《中报》分别更名为《建国日报》与《复兴日报》,套红标题为胜利专号,出现在南京的街头。这两份报纸报道了军委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的消息,以及父亲亲自起草的《南京指挥部第一号布告》。
 
没想到,父亲的行动太过火了。蒋介石急于想制止周镐的过火行为,但又无兵可用,刚刚收编的伪军也不便进城。于是,蒋介石又下达了命令:南京的治安暂由日本军队来维持。
 
18日下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本军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父亲一到日本军司令部即被软禁起来。
 
父亲周镐组建领导的这个指挥部,只存在了三天,就烟消云散了。
 
“周镐事件”后,国民政府立即准备接管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设立了临时派出的先遣机构“前进指挥所”,以陆军中将冷欣为主任。蒋介石立即下令由新六军这支嫡系部队接管南京。
 
就在日本人软禁周镐之后,南京警备司令任援道奉戴笠之命,到日本军司令部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警备司令部。戴笠到达南京后,又派人将周镐押至上海审查,罪名竟是贪污。
 
在狱中,周镐试图托关系找人帮自己说话,洗刷掉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到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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