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寻英—还原真实的杨子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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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村劝降
 
1946年初,牡丹江军区二团刚刚组建,接受的第一战斗任务是剿匪。
 
清末以后,东北的土匪活动日益猖獗。时值中国最苦难、动荡的乱世,东北物产富饶,却又地广人稀、“天高皇帝远”,成了土匪滋生的“良好土壤”。最“成功”的土匪要数“东北王”张作霖,他从土匪起家,发展成了割据一方的奉系军阀。而那些小则三五人、多至数千人的“绺子”,在东北更是多如牛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土匪更加泛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抢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在主力部队到达东北前,派遣了大批特务进入东北各地,拉拢各种帮会土匪,封官许愿。这就是《林海雪原》中“特派员”的由来。
 
这些特派员收编各地土匪、伪满残余,组成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忠义救国军”等。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据不完全统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委任给土匪头目32个“总司令”“总指挥”、33个“军长”、一百多个“师长”,土匪总人数大约25万人之众。
 
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的重中之重,解放军要和数十万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剿匪则是这场大决战的“第二战场”。
 
1946年3月,牡丹江军区二团开始了牡丹江北部地区的剿匪战役,杏林村之战是整个作战行动中最大的一次战斗。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杨子荣初露锋芒,孤身进入匪巢,劝降400土匪,由此开启了侦察英雄的传奇。
 
杏林村劝降是杨子荣著名的传奇事迹之一,知名度仅次于“智取威虎山”,在小说《林海雪原》和同名电影中都有所体现。流传于世的故事也是在小说和电影的基础上再加工的版本。真实历史上杨子荣杏林村劝降的故事与小说电影中相去甚远。
 
很多媒体在重现这段故事时,都把杨子荣所在的班写成“突击班”,冲在第一线。“杨子荣参加杏林村战斗时还是个炊事员呢,不可能冲在第一线。”邹延林说。他走访过数位杏林村之战的参与者,还原出杏林村劝降的历史原貌。
 
杏林村是现在牡丹江市阳明区五林镇下属的一个行政村。1946年的时候,这个村子被一股号称“36团”的土匪占据着,本村人不剩几个,土匪倒有四百之众。
 
所谓“36团”自然是国民党封的,三股土匪被拉拢到这个团中,匪首论资排辈,分别当上了“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团长”张德振在日伪时期曾投靠东北四大匪首中的两个——谢文华和李华堂,由此拉起了自己的匪帮;“副团长”李开江是张作霖时代旧军官;“参谋长”高永安曾是伪满警察的线人、打手,最为凶暴。
 
这伙土匪在杏林村周围垒了两米多高的土围子,村四角建了炮楼,围子外面挖有三四米宽的壕沟,壕沟外面的道路上还设置了路障,生生把杏林村改造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企图长期固守。
 
二团的进攻从3月23日早晨开始,动用了火炮掩护,但是直到中午,部队几次冲锋都没能冲进村子。这伙土匪人多势众,而且手里有日本投降后遗留的大量重型武器,给二团造成了很大伤亡。
 
如果继续强攻,二团也可以打下杏林村,但必是一场血战。这时,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提出了劝降土匪,避免更多牺牲。
 
王希克和杏林村的守敌头目张德振、李开江认识。我军部队出关刚到牡丹江地区时,这两个人曾表达了投诚之意,王希克与他们多有接触。但是土匪没有什么信用,国民党“特派员”那边官衔一许,他们“有奶便是娘”,马上转向。现在他们被二团围成瓮中之鳖,王希克准备写信晓以利害,让他们投降。
坐镇指挥战斗的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也觉得可行:“可以试试看,反正他也跑不了,不投降再打也不迟。”但是李荆璞也提了个顾虑:“只是没人敢去送信。”
 
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这话对土匪没什么作用。他们没有规矩,从来都是心狠手辣。双方已经刀刀见血地打了半天,互有死伤。这时候去匪巢送信,谁也不知道土匪会干出什么事来。
 
王希克把信写好,交给了二团副政委,也就是后来《林海雪原》小说的创作者曲波,让他找人送信。
 
七连离曲波最近,连长峦绍家接过信冲全连喊:“谁敢给敌人送信去,站出来!”
 
话音未落,炊事班的杨子荣应声而出:“我敢去!”
 
这是曲波第一次认识杨子荣。那时曲波年仅22岁,却已经是团副政委了。部队组建不久,一个团有上千人,曲波很难注意到一个普通的炊事员。而在此后的一年中,这个炊事员成了他最亲密的战友。
 
杨子荣揣好信,在枪刺刀上挑着一条白毛巾,一路晃着直奔杏林村走去。临走前,曲波又拉着杨子荣叮嘱了一句:“要大胆、谨慎。”
 
曲波后来回忆:“让杨子荣送信时在枪刺刀上挑着白布,是我的主意,结果战场上没有找到白布,只好找了一条白毛巾。”
 
白毛巾是没有敌意的表示,曲波并不知道土匪能不能明白——即使他们明白,也不敢保证他们不把杨子荣当成一个可以轻易射杀的目标。曲波又让七连长安排一挺机枪,跟着杨子荣到最前沿的掩体,枪口始终对着杏林村。
 
机枪最终没有用上。杨子荣进村不久后,就领着几个匪首出来缴枪投降了。
 
杨子荣在杏林村中自然与众匪首有一番对话,很多文艺作品对此都有刻画,但这些对话的细节已不可考。但仅就送信入匪巢这一点,杨子荣就已经在部队中得了“孤胆英雄”的称号。此战之后,他被授予特等功,从炊事班调入了团侦察排,改当侦察兵。
 
邹延林整理的资料显示,杨子荣所在的侦察排活动范围很大,西到临近哈尔滨的尚志、东到边境绥芬河,方圆300多公里。他们经常乔装改扮,与土匪打交道,或与土匪周边人员接触,侦察匪情、剿灭土匪。他们是一支结合侦察兵、特种部队、警察为一体的武装。
 
“座山雕”其人
 
1947年春节后的一天,海林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拿着一封信,神色紧张地来到县委大院,把信交给了县长刘希文。
 
这是一封土匪索要“给养”的恐吓信。信中要求必须在3日内送20件棉衣、10袋白面到胡家窝棚,否则就要了贾润福的脑袋。
 
恐吓信很快转交到牡丹江军区。曲波找来杨子荣,一起分析这封恐吓信。
恐吓信是土匪惯用的手段,相对于明火执仗地打家劫舍或者绑票勒索,这样以口头威胁勒索财物更简单省力,几乎就是空手套白狼。但是口头威胁的恐吓作用毕竟不一定能起作用。采用这种方式勒索财物的,多为两种土匪,要么是刚入行的新手,唬住一个算一个;要么是有名有号的巨匪,仅凭名头就能迫人就范。
 
这封恐吓信没有署名,似乎土匪的名头不够“响亮”。若说是小土匪所为,剿匪斗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大小匪帮接连被剿灭,小土匪敢“顶风作案”的可能性更小。
 
从索要的东西数量来看,土匪人数不会太多,从指定送东西的位置来看,土匪老窝也不会太远,应该就在海林北部山区。
 
杨子荣当即作出了判断,这伙土匪很可能就是在海林鼎鼎大名的“座山雕”一伙。
 
因为《林海雪原》及后续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座山雕”算得上中国名头最“响亮”的土匪。在小说中,他率众占据威虎山,手下“八大金刚”,是东北地区势力最大的匪帮之一。而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更是拥有飞机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装备。
 
邹延林说:“这实在是一种艺术夸张。当时东北的土匪确实有大量武器装备,但是飞机坦克绝不是土匪能够搞到的。即便能搞到,他们也不会用。”
 
曲波在创作《林海雪原》时,把“座山雕”这个真实的匪号写进了作品。和杨子荣一样,“座山雕”也有两个,一个是文艺作品中的大反派,一个在现实中确有其人。
 
小说中“座山雕”的原型是谁,说法不一,有两个匪首最常被认作“座山雕”,一个叫谢文东,一个叫张雨新。
 
邹延林介绍,合江和牡丹江地区是当年东北匪患的重灾区,有号称“四大旗杆”的四大匪帮,土匪人数都在千人以上,总人数过万。谢文东和张雨新都在“四大旗杆”之列。
 
历史上真实的谢文东曾在“九一八”后率众抗日,后加入东北抗联,担任抗联第八军军长,在对日寇的讨伐中叛变投敌。日本投降后,谢文东趁着乱世拉起土匪武装,总人数近4000人,是北满地区最大的土匪队伍。
 
不过,谢文东并非“座山雕”原型,他同样出现在小说《林海雪原》中,头衔“中央先遣军滨绥图佳保安总司令”,是“座山雕”的顶头上司。
 
张雨新,绰号张黑子。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先遣军中将军长”。小说中的“座山雕”确实有几分张雨新的影子。
 
张雨新的“先遣军”实力强大,甚至还装备了大炮,占据着一个建有完整工事的土围子。这与小说中“座山雕”所部占据威虎山,拥有完整工事的情况类似。为剿灭这股土匪,剿匪部队从东北航校找来两架飞机进行了轰炸。
 
在真实历史上,“四大旗杆”都先于“座山雕”被剿灭。1946年11月20日,谢文东被生擒并在公审大会后处决;11月下旬和12月中旬,张雨新和李华堂也分别被擒获。转年1月,孙荣永匪帮被歼灭。
 
真实的“座山雕”,本名张乐山。他和杨子荣其实是山东老乡,原籍昌潍县,也是“闯关东”到东北,不过比杨子荣早了四十多年。曲波在小说中塑造的“座山雕”人物形象,取材于张乐山的元素很多。比如小说中的“座山雕”姓崔,人称“崔三爷”,而张乐山一家三代为匪,他又排行老三,同样有“三爷”之称。
 
不过,张乐山匪帮的规模比之小说中的“座山雕”要差得远,匪众最多时上百,少时仅有几人。张乐山的匪巢也不是威虎山,而是海林北部深山里的几个草窝棚。
 
张乐山虽然不是巨匪,却是个惯匪、顽匪。他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当上匪首,为匪数十年,经历过清军、张作霖的奉军、伪满军队、日本关东军的围剿,一直在海林屹立不倒,因而得了“座山雕”的名号。匪帮并不大的张乐山,却是土匪中很有影响力的一号人物。日本投降后,张乐山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
 
“座山雕”匪帮出没于山林,时常流窜出来杀害共产党干部,抢夺百姓,无恶不作。这次又下山来勒索村民百姓,牡丹江军区下决心彻底清除这个匪帮。
 
其实“座山雕”早就是剿匪部队的重点目标,但是他老奸巨猾,又极为熟悉海林深山。“‘座山雕’老巢就在海林北部深山,但就是找不到。二团曾经用一个营进山搜索了一个多月,也未见其踪影。”邹延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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