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外西十二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曾鸣飞就是遇难烈士之一。他把28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1921年8月11日，曾鸣飞出生在成都市郊青苏乡百仁店村。他家世代以农耕为业，父母亲在祖父分给的四亩水田里辛勤耕耘，艰难度日。9岁时，母亲积劳成疾去世。次年，父亲难以维持家庭生活，便把他和4岁的弟弟寄养在祖父家，自己则外出谋生。

当时，曾鸣飞的二伯已任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副军长，在西马棚街租了房把父母接进城住，每月给他们20元供养费。曾鸣飞兄弟虽然受到祖父母的疼爱，但二伯和二伯母却不时拿脸色给他们看。一次，两兄弟随祖母去二伯家玩，被二伯母无端责骂:“你们要知道，现在是我在供养你们，你们沾了爷爷的光，还不自爱……”兄弟二人气得痛哭，发誓从此决不再去二伯家，决不求助于他们。

在祖父“人贵有自立思想”的教导下，曾鸣飞养成了自尊自立的品格，他6岁入黄瓦街小学读书，11岁考入省立成都中学初中部学习，毕业后考人协进中学读高中。他勤奋刻苦，学习成绩每期都名列前茅，获学校名额有限的公费待遇。他还以课余卖报、兼学校勤杂工等收入购置学习和生活用品，过着半独立的生活。

少年时期的曾鸣飞，喜欢听说书人评说优秀传统评书《说岳精忠传》、《水浒》，并喜爱阅读这类作品。家藏的绣像小说中，凡奸佞者的图像均被他用墨涂黑，或挖去脸孔，以表达他对邪恶势力的义愤。书中岳飞父子精忠报国，水浒英雄疾恶如仇、扶助弱小、反抗强暴的优秀品质，震撼着他幼小的心灵，他暗下决心，要像英雄那样，做一个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的人。

同街居住的川军某团团长的儿子胡大嘴，经常依仗他父亲的权势凌辱同街的穷家小户的孩子，群童见到他，都远远地避开。春天，孩子们都爱到附近城墙上放风筝。一天，大家正玩得高兴，胡大嘴故意用自己的大风筝去缠绞住裁缝师傅的女儿李岳秀的小风筝，并恃强取下小风筝据为己有，李岳秀又哭又闹，胡大嘴就是不还，反说是你自己碰来的。曾鸣飞看在眼里，怒不可遏，上前与胡讲理，胡仍不退还风筝。不得已，鸣飞用强力夺回，交还给李岳秀。自那时起，同街欺侮弱小的胡大嘴等人，怕曾鸣飞出来主持公道，其蛮横行径也有所收敛，不敢妄为。

抗日战争爆发后，16岁的曾鸣飞积极投入抗日洪流，先后参加了“星芒社”、“战时学生社”、“黎明歌唱队”、“少年宣传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等抗日群众组织，上街下乡镇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募集棉衣，支援抗敌前线将士。193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用“新地”、“邹章”的笔名向《荡报》、《星芒报》投稿，并协助车耀先同志工作。

后受党组织派遣，曾鸣飞考入“成都市政教合一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花牌坊小学任教。1939年春，调新建的青羊镇中心小学任校长。因他生活俭朴，经常穿蓝布长衫，除数九寒天穿布鞋外，常年都打赤脚穿草鞋，学生们戏谑地叫他“草鞋校长”。

青羊镇中心小学的校址原是一座破庙，因无人料理，土地荒芜，瓦砾遍地，野树杂草丛生。曾鸣飞主持校务后，扎衣挽袖，带领全校师生百余人，清除污秽，平整土地，整理校园。学校无钱修围墙，他又号召学生捐赠树苗，并带领师生沿校园四周植树，以树代墙。他艰苦创业、勤俭建校的美德，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在他的学生们当中传颂。

草鞋校长曾鸣飞处处为人师表，坚持以理服人，严谨治学，深受师生们爱戴。一次，在治理校园活动中，学生文清云弯腰去捡地下挖出来的铜钱，被旁边一同学的锄尖伤及右额，血流满面。同学们都吓呆了，在场的老师，有的主张狠狠地惩罚伤人的同学，有的则要那学生的家长赔医药费。曾鸣飞闻讯赶来，立即把这两个同学带到办公室，急忙给文清云止血。失手伤人的学生开始十分恐惧，见校长安详地为伤者包扎伤口，情绪也就稳定下来了，走过去为校长打水洗手。在问明情况后，曾鸣飞对他们说:“你们都在为学校做事，这很好！要想干好事情，粗心大意可不行啊！以后记住这点就对了。”还对文清云说:“他不是故意伤你的，现在他也知道错了，还向你道了歉，你要原谅他才对。今后也不要为这事吵架，知道吗?”文清云点头答应后，曾鸣飞满意地把他们送出办公室。

曾鸣飞自己节衣缩食，却关心他人疾苦。他的收入并不多，但他常自我解嘲地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个人穿暖一屋不冻，要那么多干啥！”每当有平价物供应教职工时，他一定先满足他人，还常将自己应得的一份让给有家室拖累的同事。青羊镇小学的学生大多数是贫苦家庭的孩子，有的家长要孩子去干活糊口，不愿送小孩上学读书。曾鸣飞见到这情景，不禁联想到弟弟的悲惨遭遇：因为家贫，不能负担其学费，弟弟八岁就辍学去当学徒。小小年纪，为师家开铺门、煮饭、带师弟、倒马桶，一切脏活重活都压在他身上，吃残汤剩饭，睡柜台，而且动辄挨打受骂。为了不让学生中途辍学，步弟弟的后尘，曾鸣飞常走家串户去动员，把节省的钱，除了资助父亲和弟弟外，大多用于帮助困难学生购书买文具了。

在教学工作中，他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们深入浅出地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教学生们唱抗日歌曲。时过五十多年，学生文清云还记得曾校长教大家唱的“九一八，九一八……”，“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些歌。逢场天，他还组织年龄较大的学生上街去歌唱抗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曾鸣飞在青羊镇的抗日救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1939年底，党组织为了保护革命力量，决定让他撤离成都，利用他少年时的好朋友韩子重（地下党员）的父亲在川军潘文华部当参谋长的关系，去川北阆中潘文华部军事教导队学习军事知识。毕业后即在潘部参谋处任职，从此，曾鸣飞与韩子重、王侠夫、谷时逊、黄子万等一起开始了军运工作。

1946年，曾鸣飞随部队调到湖北、河南、湖南一带阻止我刘邓大军南进。他在与解放军的接触战斗中，常主动要求担任前卫任务，借机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并编造假军情，使国民党军延误战机，指挥失灵，让解放军顺利通过封锁地带，为解放军“送行”。在部队驻守河南潢川时，曾鸣飞利用川军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都不如豫、鄂军，而国民党却要川军打前阵的事实，以及川军将士远离故土，思乡心切的情绪对团长做工作，又发动党员对士兵宣传解放军在各战场取得的辉煌胜利，以增强川军的厌战情绪，致使在解放潢川的战役中，川军一击便溃，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不足一营的人，多数军官弃军返川。

1947年，曾鸣飞调任四川省军管区少校参谋，与韩子重一起领导党的军运小组，继续从事军运工作。他时而穿着军官制服，时而穿便装，非常机警地甩掉“尾巴”，为地下武装输送武器弹药，搜集与传递军用地图，提供军事情报，顺利完成任务，从未出过差错。为了更好地组织地下武装，准备武装起义，他潜心学习军事理论，还常到书摊上买回美国的英文军事书刊，请精通英语的刘盛舆同志翻译成中文，认真研究现代化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武器装备。他还应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地下党组织和进步青年学生的要求，化名“李先生”定期给他们讲述军事知识和简单的战略战术，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解放军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及战争胜利的种种因素，讲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象与制度的联系。他的讲演深入浅出，通古今中外之变，生动具体，赢得听众的热烈欢迎。

曾鸣飞和军运小组的同志们经常利用星期天郊游的形式交换情报，联络工作。有时还邀请一些进步学生，给他们讲革命形势，传播解放军的胜利消息，介绍解放区的新生活，引导新同志加入革命的阵营。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人积极投入革命斗争，成为坚强的战士。

1948年10月，组织通知刘盛舆紧急转移，要刘将保存的全川军用地图妥善处理。经研究，确定由曾鸣飞负责保管。曾鸣飞得指示后，借军职作掩护，全副武装至华西大学刘盛舆处，取回全川军用地图和进步的政治、军事书籍，交给新婚妻子李素君保管，他叮嘱说：“这些东西很重要，要像对自己的眼睛那样爱护，绝不可丢失！”

1949年1月中旬，中共川康特委在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中被破坏，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蒲华辅叛变，军运小组被出卖。1月25日，曾鸣飞、黄子万、谷时逊同时在省军管区被捕。同日，王侠夫在新婚妻子身边被捕。开初，他们4人被关在娘娘庙街军统蓉站，特务妄图用“坐老虎凳”，跪炭花、玻璃渣子，“吊鸭儿凫水”等酷刑使他们交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可是他们坚强不屈，守口如瓶。特务一无所获，便将他们转禁在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秘密监狱。在狱中，特务改变手法，诱骗鸣飞写“反共宣言”、“悔过书”，声称写了便可自由。曾鸣飞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这帮刽子手妄想用软硬兼施的诡计，来动摇我的革命意志，简直是白日做梦！你们用严刑拷打得不到的东西，也别想用花言巧语来取得！今天你们把手铐铐在我们手上，明天，你们手上也会同样带上手铐，受到人民的审判！”

狱中，曾鸣飞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酷刑加在身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摧残，与狡猾的敌人顽强战斗。同时，用秘密的方式与难友们保持联系，互相鼓舞，坚定信念，坚强地生活下去，迎接解放。守监狱的宪兵卓泽义在他们精神的影响和教育下，同情他们的遭遇，愿为革命效力。曾鸣飞通过卓泽义与家属取得联系，李素君则把有关解放军胜利的新闻报导剪下来，连同报纸、铅笔头交卓带给曾鸣飞。当曾鸣飞和难友们知道百万大军顺利横渡长江，4月27日一举解放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无不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同时，曾鸣飞也认识到：我们的胜利，预示着反动派的灭亡，他们会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让我们一起为新中国的诞生欢呼吧！成都的解放也不远了，但，光明显露一分，黑暗也向我逼近一分。我可能看不到成都解放这一天，匪徒们定会对我下毒手的。如果我为革命牺牲了，那是我的光荣，你要抑止悲痛，坚强地活下去，迎接成都的解放，为新中国努力工作!”曾鸣飞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为革命牺牲是我的光荣”，这种为正义而斗争、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