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烈士原名余家英，四川祟庆县人。1935年秋，她考入成都建国中学初女五班后，改名余硕卿。当时，我们班上约有100余名同学。我和她个儿都不太高，编坐位时她恰巧在我后面。那时我只有14岁，硕卿与我同龄。

我小时因跌坏右腿致残。每当上体育课或课间操时，我只身留在教室。有时贴在窗边，看同学们活动。但更多的时间，是静静地观看课外书籍，这些书全是父亲为我买的。父亲还为我请了一位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周海文教师，为我补习功课。因此，学校上的课程，有的我已提前学过了。遇到一些老师“填鸭式”的授课，我就不用细听，而是用课本夹上喜欢的课外书籍，偷偷地看起来。露萍坐在我后边，她天资聪敏，学科成绩极好。有好几次，她悄悄地伸过手来，拿我正在偷看的课外书籍。开始时，我以为是被老师发觉了，心中一惊。一回头，见她正向我招手，要我不要声张。就这样，我带去学校的课外书籍，几乎全被她看过了。以后，她知道这些书是父亲为我买的，就十分感慨地对我说:“你真幸福，有这样一位好父亲，我多羡慕你呀!”

我们接触多了。由于有共同的爱好—喜爱课外读物、关心时局、尊敬师长、友爱同学等，我和硕卿之间逐步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有时，我们功课之余也喜欢在一起闲聊，加深了对彼此间身世的了解。她告诉我，她出生在崇庆县城内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余泽安，以教私塾为业；母亲余曹氏（曹天荣），是一名善良慈祥的家庭妇女。父母生了她们四姐妹，硕卿是幺女，最受老人和姐姐们的疼爱。她还告诉我，她二姐家秀早逝；大姐余家谚，巧岁时被川军师长余安民强娶为妾，现在成都。她和三姐余家俊到成都读书，是大姐说服了父亲，经老人同意后才来的，三姐现在读省女中。硕卿说，她和三姐都寄居大姐家。大姐虽好，也没有在父母身边好。

当我知道硕卿的身世后，十分同情。而我，又能帮助她些什么呢?

一天，硕卿对我说，她想见见车伯伯——我的父亲车耀先，问我能否带她去家里玩。第二天，我把硕卿的情况和要求告诉了老人。父亲说：“余安民我认识，此人是军阀，是崇庆县有名的恶棍。他有权、有势，地方上哪个都怕他。”我说:“余安民虽是余硕卿的姐夫，但她对他无好感。一提起此人，硕卿就想到她大姐遭到的虐待，泪汪汪的。”老人听了后点了点头：“这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带她来，我想见见她。”

不两天，我利用星期天约硕卿到家里来玩。父亲专门抽出时间，和她交谈了很久。最后，老人鼓励硕卿要努力读书，有了知识，将来可以独立生活，也可以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硕卿表示，她一定按照车伯伯的话去做。从此，她就经常到我家，除了学习，还帮助做事，有时也和父亲摆谈。老人十分喜欢硕卿，常对我称赞她爱学习，有个性，是一棵好苗苗。

这一段时期，我们的祖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和磨难。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天津失守，大批流亡学生纷纷入川。这种情况，也影响了我们学校。我和硕卿除了学习外，十分关心抗日的消息，对民族国家的危亡异常忧虑。

不久，因周海文老师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周老师告诉我，由北大入川的韩天石和周海文等人发起、组织时局报告会，准备向成都的大专和普中学生，介绍抗日时局。他要我注意周围思想进步、爱国热情高的同学，动员他们参加时局报告会。

首次时局报告会，我约了3名同学前往参加。这3名同学，除了余硕卿外，还有周玉斌和杨梦萍。在我们4人中，除玉斌年纪长几岁外，其余3人均是同龄。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对班上的其他同学说，我们4人已结拜为姐妹了。周玉斌年长为大姐，余硕卿是二姐，杨梦萍是三姐，我是四妹。当时，班上结拜姐妹成风，有十姐妹、八姐妹的。因此，我们的结拜不足为奇，更未引起怀疑。

这次时局报告会，是由韩天石同志作的。他向我们讲了东北沦陷后，3000万东北同胞遭受到的苦难，讲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动员我们大后方的爱国学生组织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和抗日前线的军民共赴国难。我们听着听着，时而流泪，时而激动，热血在沸腾，对抗日救亡极大地提高了认识。

1936年1月，在我加入“民先队”不久，又介绍硕卿、玉斌、梦萍也加入了“民先”。接着，我们又一起参加了“天明歌咏团”。余硕卿喜欢唱歌、吹口琴。我们团到街头、工厂、学校宣传抗日救亡，就由她指挥唱歌。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抗日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每次宣传，都吸引着成百上千的人群。硕卿指挥演唱这些歌曲，激越悲壮，人群都沉浸在一片悲切激昂的气氛之中。结束前，人群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此起彼伏，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不愿做亡国奴的怒吼声。在成都，当时由中共川西特委领导和创建的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社团和宣传队伍，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整个川西平原沸腾了。

在此期间，我和硕卿等人还参加了由父亲领导的抗日救亡联合会，又经常到郊外听父亲的抗日讲演等。由于过多地参加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学校的训育主任刘石莹老师暗暗透露，校方要默退我们几人。因我父亲是学校董事长刘文辉的同乡，校方不好对付我。硕卿、玉斌、梦萍3人知道后，只好纷纷转学。她们3人全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转入其它学校并不困难。不久，硕卿转人蜀华中学高中班，玉斌、梦萍转人协进中学高中班。从此，我们亲密无间的姐妹，只好暂时分开了。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我们仍经常在一起开会，往来也十分频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也激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决心。这时，父亲在成都创办了《大声周刊》，为抵抗侵略大声疾呼。《大声》还介绍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传我党领导的军队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事迹，每期周刊刚印出，我都要及时地分送给硕卿她们。

一次，北平“民先队”负责人肖玲来川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和“民先队”的任务，我们4姐妹也参加了。会后，我们4人坐在一个草坪上合影留念。三姐杨梦萍手捧《大声周刊》，我们都面含微笑，表示了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了信心。这张照片，是由二姐余硕卿亲自用自动像机拍的。冲洗出来后，硕卿又在照片的背面，题写了这样的诗句，要我们共勉：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更时刻在心弦弹出；

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胜利，充满了她们的信心。

这些礼物是谁给的呢？是谁？

就是三姐手中握着的她，

是可敬而可爱的《大声》啊！

这张照片，几十年来我都珍藏着，因为它不仅是我们4位同窗好友的唯一合影，而且还有二姐的手迹。看到它，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些难忘的日子。1980年，贵州省妇联的同志找到我，要我回忆余硕卿—张露萍烈士的壮烈事迹，我把这张照片交给了她们，让更多的人知道二姐在成都的情况。

1937年11月，大姐周玉斌因哥哥的帮助准备去延安。硕卿知道后来找我，要我对父亲说，送她到延安去。我说：“延安路远，生活艰苦。你年纪还小，才16岁啊，受得了吗？”她说：“那么多青年学生，他们都受得了，我为啥受不了？你相信我吧！”当我向父亲提起此事时，老人赞许地说：“她有这样的志气，很好，应该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她寄居余安民那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父亲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为硕卿办了护照。离开成都时，老人还亲自到万里桥边，为她们一块前往延安的青年送行。

硕卿到延安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后进入“抗大”。这期间，她寄回一张着八路军军装的照片给我，可惜“文革”中被抄家遗失，她常给我写信，介绍在延安的学习和生活。有一次来信，要我给她寄几包成都有名的米花糖、花生米，并说她很想念家乡。我把信给父亲看，老人亲自给硕卿写了回信：“……青年人要经过艰苦的磨炼，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以后硕卿来信，主要谈她的进步，再也没有要我们寄什么东西了。

1939年8月，成都常遭敌机轰炸，学校搬到市郊，有的搬外县。我初中毕业后考入成都协进中学，并于1938年10月在这里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学校党总支委员兼女生支部负责人。学校迁外县（新繁县）后，党的工作也由城市转入农村。这是我陌生的工作，由于宣传抗日阻力较大，思想苦闷，要求父亲送我去延安。但母亲认为我女孩儿，又是残废，去后诸多不便。父亲也只好同意这个意见。父亲来信告诉我，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少了，可多致力于自然科学的学习，为将来升学、应世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9年秋，学校刚开学不久，我收到父亲由成都托人带来的信。信中说:“你的同学余xx已回到成都，过几天要去学校看你，但要注意保密。”收到信的第三天，收发室的大爷通知我：“你姐姐来了！”我欣喜万分，几步赶到门外，果然是我那朝思暮想的硕卿二姐来了。我仔细地打量二姐，她衣着时髦，亭亭玉立，正微笑着向我招手。接着，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时高兴，两人都十分激动，四只眼睛都闪烁着滚滚欲滴的泪花。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回忆得起硕卿当时的衣着：她头戴一顶浅兰色的法兰西绒帽、身穿一件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穿丝袜、高跟鞋，一派阔小姐打扮而又风度翩翩、英武逼人。我们手挽手走进校门，很多同学都来看她，二姐也微笑着向同学们打招呼。回到屋内，我才仔细地端详久别的二姐，她的脸比离开成都时黑些，其它均无变化。只是那一双圆圆的、明彻透亮的眼睛、两腮一对大大的酒窝，十分迷人、喜人。当晚为防不测，我安排了女生支部的几位同学站岗。深夜，我和二姐躺在一床被子里，絮絮长谈。她告诉我，这次回成都主要是来看望父母和姐姐，不久仍要返延安（她连已分配到中共南方局的秘密也未告诉我）。我也谈了别后两年，我都十分想念她的情况。二姐还亲切地对我说：“四妹，延安的空气晴朗清新而又自由，许多热血儿女都异常地向往，你为什么不去呢？那儿才是理想的、大有可为的地方啊！”我对她讲了母亲的想法和腿坏的情况，她“哦”了一声，疼爱地搂着我：“当然，前方后方都是为了抗日。四妹身体不好，留在后方也很需要。”二姐还对我讲了她在延安学习、生活的情景，说她刚去时不习惯。有时要背几十斤重的东西爬山，晚上还要值班守夜，身体支持不了。后来，党组织的关心，车伯伯信中的鼓励，她决心在革命的大熔炉磨炼、充实自己，以后就逐渐地适应了。当时，我们都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不该知道的互相都没有了解。这一夜，我和二姐谈到深夜，大家都没有一点儿睡意。

第二天早晨，还未等上课铃响，硕卿即和我告别，返回成都。临别前，我们依依难舍。谁知，这是我们的最后别离。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和二姐分别时的情景，她那双圆圆的大眼睛久久凝视着我，至今历历在目，永不遗忘！

硕卿和我别后10年，我一直不知道她的消息。解放后，我四处打听她的下落，只知道她已经牺牲在重庆。但是，为什么在重庆殉难的烈士名单中没有二姐？我困惑，心中如同针刺般地楚痛。我在写对父亲车耀先烈士的回忆文章中，也多次提到父亲对她的培育、送二姐去革命圣地延安的情况。几十年的不测风云，血与火、生与死的斗争，我失去了养我、爱我的父亲，失去了情同手足的二姐。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总是不断地呼唤着：“亲人啊！你们生的光荣，死得其所，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1980年，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来信，要我写张露萍烈士的事迹。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我的同学中没有张露萍其人。回信时我说：“我的同学中没有此人，无法提供史料。”不久，贵州省妇联的罗礼贤、古乾洁二同志来成都，同样要我写张露萍烈士的史料。我说:“我的同学中没有张露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她。”她们在成都住了3天，在即将离开成都时又来找我。我突然想起，到延安的同学们大多改名换姓，张露萍烈士的原名是什么？贵州的同志告诉我，听韩子栋老人讲，张露萍烈士

本姓余，和我父亲一块囚禁在“息烽集中营”。韩老在息烽狱中时，曾听父亲说过，张露萍和我女儿是很要好的朋友。听了贵州同志的介绍，我一下子猛省过来，张露萍烈士，本姓余，这不是我的二姐余硕卿吗？我悲咽已极，忍禁不住流下了一串串泪珠。我对贵州的同志说，何止是我的要好朋友，她还是我的二姐呢！这一次，我向她们回忆了余硕卿在成都的一些情况：也从贵州同志的口中，了解二姐在贵州息烽坚贞不屈、慷慨赴义的事迹。我还把1937年我和二姐她们合影的照片、珍藏了40多年的照片找出，送给贵州的同志带回保存！

1983年，二姐牺牲后几十年的历史沉冤，在四川、贵州有关部门的反复查实下，终于彻底地昭雪了！我悲喜交集：二姐啊，你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中国人民的巾帼英雄。我们虽然是异姓骨肉，但比亲人还亲，我为有您这样的姐姐而深感高兴、光荣和自豪！可是，我们当年结为金兰之好的四姐妹，玉斌、梦萍和我都还在人世，而你已作古，怎不叫人悲恸啊！

以后，二姐的壮烈事迹不断见诸报端，被拍成电影、电视和其它文艺形式，介绍给全国人民。烈士的家乡，为二姐塑了像、开设“黎琳商场”；在贵州息烽，经中央贵州省委批准，二姐的忠骨已被迁葬于新建的烈士墓地，树立了宏伟高大的纪念碑。在首都，在重庆，在贵州，几百万人观看了二姐事迹的展览，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烈士的活动。每年的清明节，成千上万的群众去到二姐的墓前，缅怀先烈，寄托哀思。一批批刚人党、人团和刚系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也纷纷来到二姐的墓前宣誓，表示要学习先烈们的献身精神，继承弘扬他们的未竞事业，为祖国的四化大业，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亲爱的二姐，您英灵有知，定会欣慰不已！

1986年7月14日，我从四川前往息烽，在二姐和其他烈士的墓前哀悼！二姐啊，您在九泉之下，可听见我的饮泣声？可看见您四妹的面容吗？在您的墓前，我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您的名字，愿您的忠魂，在息烽这片沃土内静静地安息吧！

仅以此文，敬献给二姐余硕卿—张露萍烈士就义4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