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3月16日(一说是1908年5月)，刘则先(原名刘蜀平)诞生在川南沱江之滨的富顺县城。1920年前后，刘伯承、吴王章等革命先辈曾在川东、川南广大地区播下革命火种。刘则先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革命摇篮里受着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在县城读初中时便十分向往革命，同时参加了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豪绅，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贯穿了刘则先短暂的一生。说不清他有多少次被捕，讲不完他有多少传奇般的经历，道不尽他有多少可歌可泣的革命业绩。    

1927年初，刘则先在家乡富顺县城带领爱国学生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他们在街头宣传抵制洋货，把商店里的洋货清出来堆在街上焚烧;揭穿洋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阴谋，捣毁了富顺县的教堂。这些行动，在反动军警看来是“越轨”的，便对带头闹事的学生进行搜捕。因此，刘则先被迫离开家乡来到成都储才中学继续读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刘则先“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艰难岁月，他依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他考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深造，接触的进步人士更多了，革命的信念也更坚定了。1930年，经自贡人李邦兴介绍，刘则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到1936年，他先后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上海法租界（他懂英语和法语）、北平及川陕边区从从事革命活动。    

1936年，刘则先被党组织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一说第四期）学习。在此期间，曾多次聆听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革命领袖的教诲。

1938年，抗大毕业后，刘则先被派回四川工作。刘则先等一批抗大毕业生途经西安时，被国民党收容关押，后经朱德、董必武等出面营救，才被释放。刘则先来成都后，与中共川康特委穴传部郑伯克取得联系。1939年1月，被派到仁寿县担任仁华特支书记，直属川南特委书记邹风平领导。仁华特支设在仁寿县煎茶溪(现属双流县)地下党员胡国桢的家中。特支成员有组织委员叶维新、宣传委员胡国桢，另外还有傅殿坤、游国华等。特支活动的范围主要在仁寿、华阳两县交界的一些场镇和农村，即苏码头、秦皇寺、红花乡、回水乡、傅家坝、古佛洞、黄龙溪等地。特支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培养革命骨干，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地方中上层人士积极抗日。特支活动的方式是办夜校、建剧团、开书店、出壁报、编印和散发传单、征订和传阅《新华日报》、《大声周报)及其他进步书刊。刘则先平常住在傅家坝(永安乡)他的女友傅德玉的家里。傅德玉也是共产党员，她的公开身份是私立傅氏小学的教师、永安乡舵把子傅秉之的侄女。(谁知就是这个傅秉之，后来竟是杀害刘则先的罪魁)刘则先表面上是傅舵把子未来的侄女婿，从穿着和外貌上看，他常头戴博士帽，身穿长衫子，面皮白净，举止斯文，俨然一副学识渊博、儒雅风流的书生和学者相，人们都不知道他是曾经走南闯北，久经沧桑，见过大世面外柔内刚的革命者。因他的未婚妻是教书先生，人们也尊敬地称他为刘先生。当时农村中凡读过私学、小学的人在农民的心目中都是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像刘则先这样出众不凡的人简直成了圣哲。可是，他家“座上客常满，往来尽白丁。”他文质彬彬，平易随和，接近的主要是贫苦的青年农民。这些人好奇心强，求知心切，既朴实，又热情，刘则先在仁华边境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团结了很多知识分子。他经常向青年朋友们讲革命道理，迅速提高了他们的觉悟，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但他从不炫耀自己的光荣历史。在此期间，刘则先还发展了红花乡盐井府小学教师唐仪芳、黄佛乡毛汝静(女)、公兴乡青云寺冯家平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永安乡在川大读书的傅启枢、傅启卓亦与刘有密切的联系。刘则先在仁华边境结交的这批青年朋友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被选送到延安学习，有的被派往重庆周恩来身边工作，多数留在家乡坚持斗争。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建立的仁华游击队的骨干就是这批青年。当年的游击队员涂永年(现双流县第二百货公司干部)回忆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则先说，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往后穷人一定会翻身过好日子的。这些话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凭着这样的信念，我们才和刘则先一起出生入死地干。

1939年8月，仁华特支刚建立不久，刘则先奉调前往西康省汉源县(今属四川)任特支书记，负责领导附近几个县的工作。他住在富林镇乡下曹家祠一农民家里。这个来历不明的异乡人迅速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0月初，省保安处长王靖宇派人闯入刘的住处，经过一翻搜查后，便以汉奸罪将刘逮捕审讯，后交西康省政府刑讯逼供。汉奸的罪名虽与刘则先沾不上边，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有口难辩，辩也无用。于是他便承认自己是坚持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员，至于组织关系他却守口如瓶。后经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以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的名义派人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交涉，才把他放出来。放刘的条件是，刘从此不得在西康省活动，由保安中队押送出境。关于这段史实，双流县委党史办整理的材料与此略有出入，但很有价值，特抄此以存一说。刘则先来西康省一个月以后，“遇西康保安训练所(刘文辉兼所长)驻九襄中队的一个中队长来曹家祠买菜，发现刘则先是外地口音，引起怀疑，派人搜查;又发现刘的住处有焚烧信件痕迹和半张有信无名的纸片，怀疑他是共产党，押至保训所。审问时刘佯称他是成都的大学生，来这里亲戚家躲空袭，问及纸片时，他支吾说是与朋友通信时备用的。在敌人百般纠缠下，刘则先奋然写下：'我是共产党员!’几个大字掷与敌人说:“你们要办只能明办，不能黑办。”身份暴露后，国民党中统局派来西康的特务、西康保安特别党部书记张练安企图插手办案;西康省党部也派人到久襄，要保训所将刘移交省党部审讯。两相争夺，好去邀功。川康特委确知此事后，立即设法营救……结果刘未落入中统局特务手中。

1940年，刘则先回到成都，在川康特委书记邹风平身边工作(主要负责青运和文化部门)。同年12月8日，经组织批准，他与傅德玉完婚。他们夫妻二人曾一起在成都半边街、一洞桥、抚琴台、竹林巷等地从事青年运动和文化部门的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在白区的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上级指示刘则先与一位姓黄的同志联系(黄在成都一家书店工作)。他们夫妻的主要任务是印刷内部文件和对外宣传品。这年5月，成都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长顺街的书店被国民党查封，黄同志亦不知去向，刘则先与党的联系然中断。

1942年4月，他和妻子被迫回富顺，暂住妹夫家里。刘虽很少露面，但反动派的鹰犬始终未放松对他的监视，国民党富顺县党部曾几次把他抓起来审讯，但因拿不到丝毫证据，对他也无可奈何。

1947年，因傅德玉在荣县县政府当会计被解职，五口之家生活无着，傅德玉便带着3个女孩回华阳傅家坝娘家居住。这年夏天，府河沿岸洪水泛滥，傅德玉家亦遭受水灾，刘则先闻讯后从富顺赶来。至此夫妻二人同在傅家坝双全寺小学当教师。刘则先又在府河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刘的行动受到永安三青团分子的严密监视。1949年1月，胡宗南溃逃部队驻进永安，刘则先又被迫回到富顺，直到7月，才返永安。此时，我党川康特委为迎接解放，派陈树堂(任治荣)来永安与刘则先联系，传达了特委关于组建党的地下武装的指示。陈与刘商定后，陈便离去了。1949年8月，刘则先在原仁华支部活动的地区建立了一支人民的武装—川康游击队第二支队第四大队，下设公兴、古佛、黄甲、永安四个队，并制了有镰刀斧头图案和番号的队旗。8月6日，永安乡游击队成立时，崭新的队旗插在双全寺门口，门口架着机关枪，还举行了庄严的发枪仪式。发枪仪式是在双全寺的桂花树下举行的。枪支的来源有三:一是仁寿县地下党邹玉林发下来的;二是刘则先作了争取王家场曾炳章起义的工作，由曾炳章送的;三是游击队员向豪绅“借”的(名义是借，实际是缴)。永安的游击队员大多有长短枪各一支，有的还有手榴弹。当时永安的队长是傅启勋(后查出此人系三青团骨干)。解放后，关于刘则先组建的这支游击队活动的情况，地下党成都市委负责人马识途曾向华阳县委书记高鸿光作过介绍。解放初期华阳县六区的区警队、县公安队—警卫营就是以这支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的，有的游击队员还参加了解放军。

游击队举行发枪宣誓仪式的双全寺，国民党部队精选队唐天的一个团部有100多人就驻扎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游击队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拨毛。唐天看到游击队群情激愤，刘则先气宇轩昂，直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但当时他怕众怒难犯，不敢有所举动。不几天，刘则先的大女儿刘仁聪忽然听到唐天打电话，说要抓刘则先(刘的家也住在双全寺)，便将这消息告诉妈妈，傅德玉便立刻叫傅保洲上街通知正在街上的刘则先。傅保洲迅速找到刘，用打渔船把刘撑到府河对岸(仁寿县红花乡)。刘则先刚上船，唐天的丘八便开始遍街搜捕，殊不知刘已转移，又一次虎口脱险。

1949年秋，当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的号角在川北秦岭一线和川东南的酉、秀、黔、彭吹响以后，刘则先为迎接解放大军作了周密的部署。在河西方面(永安地区)由他亲自带人与黄佛乡林次俊一起侦察胡宗南部队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情况及溃逃路线;黄甲、公兴两乡派冯家平和倒戈的冯子良配合新津支部的赵定龙、李连根拦截胡匪的溃逃部队;河东方面(煎茶、红花一带)由邹玉林、杜学才、游国华、徐德操配合川康边游击队仁简支队第五区队为解放军进军仁华一线铺平道路。在此期间，以上各路都获得了很多胡部遗弃的枪支弹药、背包等军用物支，加强了游击队的装备。

1949年底，仁华地区及川西平原全部获得解放。

1949年12月30日，挺进大西南的二野刘邓大军和贺龙、李井泉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在西线重镇成都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至此成都及其周围各县获得解放。高鸿光、常冑民、马维政等南下干部受川西行行署主任李井泉的派遣，于1950年1月4日来到华阳县(中兴场)，接管了旧政权，建立了中共华阳县委员会和华阳县人民政府(高鸿光任县委书记，常冑民任县长，马维政任公安局长)。此时，原在华阳县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共仁华特支书记刘则先持地下党成都市委负责人马识途写给高鸿光的亲笔介绍信，第一个来到新县委报到，并立即参加新政权的工作。刘则先同志是第一个被华阳县人民政府任命的乡长，也是华阳县解放后第一个为人民政府献身的革命干部。

新解放区百废待举，首先要解决党政军民的吃饭问题，所以征粮工作成了人民政府的第一件大事。有了粮食才能保证支援前线，巩固政权，安定民心。征收的对象主要是拥有大量土地和粮食的地主。

1950年1月(农历巳丑年腊月)，刘则先和王桂林、刘章志、刘祖武、宋学义等同志被县政府派往六区负责征粮工作。冒着隆冬的寒风，他们辗转奔走于正兴、永安、古佛洞、黄龙溪等牧马山区各乡督促检查征粮工作。刚解放时新的基层政权尚未建立，旧乡保人员一律暂时留用，各乡的征粮工作亦通过他们去完成。一天，刘则先等来到永安乡，乡长肖庆如(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对刘则先等说，听说黄水河和新津已发生土匪叛乱，为保证安全，你们派到区乡的工作组最好撤回。刘则先等当即识破了肖庆如的阴谋:借外地土匪叛乱来恐吓工作组，工作组撤离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对征粮工作软拖硬抗，或把征粮对象转移到无地、少地的农民头上。这样既交了差又丝毫不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阳奉阴违，一箭双雕。刘则先等人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工作组坚守岗位，毫不退让。征粮工作胜利进行，永安的征粮成绩显著，是全县之冠。肖庆如见阴谋不能得逞，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对抗人民政府，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决心孤注一掷。一天，他突然带上乡公所的全部武装乡丁不辞而别，人们亦不知去向(永安乡土匪叛乱后才知他跑到黄佛乡的跨子山去负隅顽抗，后被我平叛武装击毙于此)。六区武工队长刘章志通过电话向县上汇报了这一情况、县人民政府立即任命刘则先为永安乡人民政府乡长，并出了安民告示。从此，华阳县第一个人民的乡政府便巍然屹立在府河之滨、牧马山上。

1950年2月14日(农历巳丑年腊月三十日，刘则先在永安乡公所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舒心的除夕。第二天(庚寅年正月初一）他就被临时抽调回县参加武装保卫华阳的工作。在新的县委会里，他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县委会的干部们按照北方的习惯，包饺子，吃合箸饭，干部们畅谈过去，展望未来，研究匪情，部署工作。春节过得简朴、紧张而愉快。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勾结地主武装，春节前夕在川西各地组织土匪叛乱。牧马山的黄甲乡是重要的匪巢之一，正兴、永黄佛等乡都是土匪活动猖撅的地区。为了深入了解土匪活动的情况，正月初三(1950年2月17日)，当人们还在庆祝解放、欢度春节的时候，县委派刘则先和刘章志到正兴、永安等乡了解匪情。他们各带德国造二十响手枪一支，从县委会(中兴场)出发前，他两就商量好行走的路线。每晚住宿的地点、并商定不收受任何人的礼品(连烟都不抽一支)，不到任何人家里去吃饭。当时全县仅成仁公路有一段路面狭窄，凹凸不平的碎石公路经过县境，各乡之间仅有乡间泥路可通，县委、县政府仅有几匹供通讯员用的被淘汰的军马，干部下乡一律步行。正月初三，二刘来到正兴乡，在乡公所召集乡绅开会。刘章志是山西人，当地人听不懂他讲话，会上刘则先除了作刘章志“翻译”外，他还作长篇讲话，他简要地讲了当时全国和西南的形势，宜传了《共同纲领》和我党的政策;着重揭露了华阳地区土匪蠢蠢欲动准备叛乱的阴谋，希望乡绅们深明大义，站在人民一边。此时，刘章志见几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神色慌张张、行动诡秘地从乡公所门前晃过，便暗示刘则先迅速结束讲话。

正月初四，二刘来到水安乡，准备先找傅秉之了解情况。傅系袍哥舵把子，水安的实力人物，30年代曾投机加入共产党，解放前早已叛党。解放后他大耍两面派手法，在革命干部面前他自称是地下党的老党员，拥护共产党无疑；暗地里却与匪特相勾结，妄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初四这天，二刘找他，他家里的人说他不在家，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去干什么？他在土匪叛乱的紧锣密鼓声中，这个深居简出、老奸巨滑的地头蛇令人大生疑窦，没有找到傅秉之，二刘当天下午从永安东渡府河赶到红花乡。府河东岸的红花乡是个很僻静的去处，当时属仁寿县管辖，红花与煎茶、秦皇寺、苏码头这一带是仁寿和华阳两县交界的地方，是我地下党仁华特支领导的游击队活动的小块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二刘来此小住比较安全。此地与水安、黄佛隔河相望，沿河有多处渡口，渡船往来也较方便。

初五日，二刘从红花过河，继续了解匪情，他们先到古佛洞，再到嘉禾庄，从电话中知道，黄龙溪方面要他们不要去了，当天他们便只好呆在嘉禾庄。在这里，他们看到河对岸仁寿地区的人民武装已在站岗放哨，对土匪叛乱已有戒备，可谓“早已森严壁卒，更加众志成城。”从沿途的见闻看来，种种迹象表明，府河河西一带土匪叛乱已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永安的游击队已被抽调到县上去了，永安已无自卫能力，形势十分严竣。

初六一早，二刘从嘉禾庄返回红花乡，他俩研究决定，当天在永安召集乡保人员开会，以安定民心，加强防御措施，稳住水。上午，他们来到永安，在傅清普茶铺刘则先派通讯员孙训、涂水年等去通知乡保人员到乡公所开会。二刘持枪守候在乡公所门口。不多时，孙、涂等回乡上报告，说好多乡保人员都不在家。乡保人员会开不起来。此时，常县长派通讯员飞马来永安通知二刘回县开会。刘则先叫刘章志先走一步，在正兴等他。他还说：“我是乡长，在危机时不能先走。”他想再看看动静，作些布置。这时已是午后两点多钟，突然约有五六十个匪徒正从或桅秆、唐家塘方向窜来永安街上。土匪上街后便鸣枪呐喊，赶场的群众四散奔跑，店铺迅速关门。当刘章志刚离开永安走到筲箕凼侧的马家坝时候，便听到永安场上想起了枪声，他对刘则先的安全非常担心。土匪上街后已裹胁了当地一些50岁以下的青壮年参加叛乱。土匪叫街上的人交出刘则先，不然就要放火烧房子。刘则先不愧久经征战，他临危不惧，非常沉着镇定。见土匪气势汹汹，使派孙训和傅云德过河去通知河东的游击队。这时街后面的渡船已无踪无影，孙、傅二人便泅水过河，当泅至河中心时，匪徒们发现他们，便向江心开枪射击，密集的子弹在二人的身旁溅起串串水花，孙、傅二人冒着枪林弹雨泅过府河。土匪中有知情者，说刘则先不会凫水，他们断定刘未走。刘则先料想此时无法脱身，在派走孙、傅二人后，便和通讯员傅永年来到张学如开的鸦片烟馆暂避。烟馆的门关着，他们从高粱杆夹的壁头中穿壁而入。烟馆里空无一人，仅有一张又脏又破的木床，他们便躲在床下，不时听到杂沓的脚步声从街上走过，不久听到有人大声说:“刘则先就在街上，挨家挨户搜!”接着是短暂的平静。刘则先叫小涂出去看看情况。涂永年迅速来到附近邓南熏家，邓向涂说“土匪正在遍街找刘则先，情况很危急，你不能再露面了。”说着便用谷草将涂掩藏起来。两天后，涂永年化装成土匪模样悄悄离开永安，准备到区上报信。

刘章志在正兴等候刘则先，等了一半天，不见人来，因急着回县开会，便独自回到中兴。此时，县上与永安一带的电话联系已经中断，刘则先的情况不明。涂永年绕道走小路到兰家沟后，便背个夹背，打扮成农民模样，赶到六区(在正兴)，向区警队汇报了永安的情况，区立即向县作了汇报(此时已是正月初九)。县领导知道刘则先处境危险，立即派骑兵武装由涂永年带路赶赴永安，永安的土匪闻风而逃。笼罩永安的乌云虽已散去，但刘则先同志已于当天遇害。

从初六午后到初九凌晨，整整三昼夜，刘则先独自一人一直在烟馆床下苦熬着。初八日夜，一对苟合的男女忽然来到烟馆床上，刘则先警觉起来。男的无意间发现床下有人，虽然吓得打抖，但他未动声色，迅速携女离去。刘则先知道有人发现了他，烟馆已不能再蹲，便于后半夜转移到烟馆附近一家人的后院藏了起来。果然不出所料，刘刚转移不久，一伙匪徒便来到烟馆，把烟馆里里外外翻了个锅底朝天。没有搜到刘则先，狡猾的土匪并不就此罢休，其中一个土匪(据说是傅启周)说:“刘则先一定没有走远，就在这周围团转搜!”土匪扩大搜索范围，终于发现了刘则先。永安土匪叛乱的黑司令部就设在杜子材家里，土匪头子傅秉之在此坐阵指挥。搜到刘的土匪来问傅秉之怎样处置，傅秉之眼珠一楞，除显示出几分得意之外，更暴露了他内心的恐慌，他胆战心惊地向来报告的土匪授了意。

刘则先被李国如(伪保长)、傅保信(土匪中队长)、罗学楷(伪乡长罗炳交的儿子)、马维栋(袍哥)等一伙土匪押着，从街上走过，刘则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一路高呼:“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土匪嚎叫说:“我们就是要杀共产党!”当走到完粮寺(现永安中学)前面、永安与普宁场交界的小桥边时，土匪问他还有什么话讲，他毅然说:“为人民大众而死，死何足惜!”在这最后的时刻，刘则先望着静静的府河缓缓地南流，永安街上冷冷清清一片肃杀，对岸的丛林好像千军万马正在列队，他用清晰的声音开始朗诵:“满乡风雨满乡愁，革命何惧当炮灰……”朗诵未毕，枪声响起，(据说最先开枪的凶手是罗学楷)，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刘则先的躯体，鲜血染红了桥头，流进了府河。刘则先慷慨悲歌，从容就义，时年38岁。这一天是1950年2月23日(庚寅年正月初九)。

刘则先遇害后，土匪为了发泄对新中国的仇恨，把刘衣袋里的人民币搜出来撒在地上。有个滚龙叫蔡和兴，把刘身上穿的长袍和内衣全部脱光拿走。

初九当天，刘则先的妻子傅德玉便叫傅保洲等人将刘安葬在他曾经生活和从事革命活动多年的永安乡双全寺旁。1985年7月，刘则先烈士的忠骨被重新安葬在鲜花和浓阴掩映下的双流县革命烈士陵园，双流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同志主持了隆重的迁葬悼念仪式。《成都晚报》还专为此事发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