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耀先，生于1894年农历8月28日，大邑县灌口场人。他青年时从军，倾向革命，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16日，车耀先被国民党特务抓捕，1946年8月18日被害。

车耀先5岁起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10岁时因家境贫困而辍学。11岁开始就为家庭生活劳碌奔波，先是随祖母和嫂嫂在灌口街上卖甘蔗、卖地瓜。后来他当了自己一条套裤作本钱，买了两封火柴，逢场天赶场叫卖，每10天赶7次两河口、三元场等几个相距二三十里的场镇，回来时还帮布贩子背布，以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14岁那年，车耀先经人介绍到崇庆县城“益盛荣”商号当学徒，学徒期满留在商号当店员。1913年，他不甘心过那平庸的店员生活，遂决心弃商从军。到1928年，车耀先在川军中从士兵干起，历任班长、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上校、副官长等职。

1921年，车耀先任连长时，部队驻扎简阳县城。他在这里结识了城内福音堂的牧师聂生明，并资助过聂读大学。聂知书识理，学识渊博，也给车不少思想上的帮助。因此，二人来往密切，成为莫逆之交。

1923年，车耀先在简阳贾家场的一次军阀混战中，头部负重伤，昏死在战场上。敌方以为他已战死，便脱光了他的衣服，把他推入深坑。第二天，聂生明冒险来收尸，从深坑里救出了奄奄一息的车耀先，把他送到成都医院救治。伤愈后，因碎骨难取，压迫右腿神经，致使车耀先右腿残疾。

车耀先先是迷茫，后是悔恨，自己为什么成了军阀们混战中的牺牲品?他说:“我的腿是为军阀们争洋房、争小老婆致残的!”脚残了，头脑清醒了，他想从聂生明介绍给他的新旧约圣经中寻求“真理”。于是，他信奉了基督教，受了洗礼。

1926年，四川军阀刘湘将其所部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车耀先时已升任团长。此时，一批批黄浦军校的学生和政工人员先后进入刘湘部队，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带来新思想、新作风，也深刻地影响了车耀先。

1927年，刘湘在重庆一手制造了“3·31”惨案，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等一批共产党人。车对军阀背叛革命的行径极为不满，遂借口和聂生明等以四川教友代表身份去了上海，参加“基督教东亚和会”。这次会议，有中国、朝鲜、日本、印度、菲律宾和美国代表参加。会上，中、韩代表提的意见，被白种人歧视而不予通过，使得车耀先看清了帝国主义操纵教会、愚弄人民的嘴脸，他愤而退出会场。不久，他出游日本、朝鲜、沈阳、北京等地。

1928年，车耀先返川后在成都发起组织“基督教改进会”，主张华人自主办教，不要帝国主义插手。这时的车耀先，政治上已成熟，他决心脱离军阀部队，不再为军阀们卖命了。退伍后，他先后在成都开办“我们的书店”、“新的面店”，进而办“努力餐饭馆”。

1928年，在革命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车耀先义无返顾地投入党的怀抱，由吴伯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正当盛年的车耀先意气风发，他无限感慨和激动地写了一首自誓诗:

幼年仗剑怀佛心，放下屠刀求真神;

读破新旧约千遍，宗教不过欺愚民。

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

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

不劳而食最可耻，活己无能焉活人;

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

喜看东方瑞气升，不问收获问耕耘;

愿以我血献后士，换得神州永太平!

从此，车耀先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他以成都努力餐馆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参加中共川西特委直属的特别小组的工作。他利用大邑老乡的关系，打进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内发展党的组织，培养革命力量。1930年10月，他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时，与曹荻秋共同组织了震惊四川的“广汉暴动”。

“九一八”事变后，车耀先公开以退伍团长和努力餐馆老板的身份，在成都的军政界、文化界、基督教徒、青年教师与学生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成为成都“反日救国大同盟”的领袖人物。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时候，车耀先在四川积极响应。他利用在成都省一师和省女师任教的机会，积极在师生中宣传抗战救亡，并先后同一些同志和救亡人士发起组织“成都抗战后援会”和“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他在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中上层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促进反蒋和抗日救亡。此外，他还在“基督教改进会”、“四川世界语学会”、“成都注音符号促进会”等团体中，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培养四川救亡运动的骨干，使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当局封锁事变真相，造谣惑众。车耀先本着“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而积极筹办《大声》周刊。次年1月15日，《大声》诞生了，车耀先亲任《大声》周刊社社长。在创刊号上，他署名“笠盟”，写了《宣传与谣言》的文章，引用西安广播电台和外电报道，把西安事变真相公布于众，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后，《大声》又陆续发表了《中共中央调停陕变通电》、《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以及宋庆龄、何香凝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提案，以及毛泽东的一些文章。

由于《大声》传播了真理的声音，敌人对车耀先又气又怕，派特务去捣乱、恫吓。车耀先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大声》周刊上发表了《车耀先答友人的一封信》，说:“只要政府愿蹈北洋军阀的覆辙，我亦愿步邵飘萍的后尘!”铮铮铁骨，跃然纸上!

《大声》创办不到3个月，便发行五千多份，对于推动成都及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反动政府见恫吓不成，便下令查封，《大声》被先后查封了5次。但每次被查封后，车耀先一面更名申请登记，争取合法，一面又继续出版。先又《大声》更名为《大生》，而后又更名《图存》(取救亡图存之意)，再又《大声》，三变还原，最后被迫停刊。《大声》自1937年1月15日创刊到1938年8月13日停刊，前后共出了61期，约100多万字，传播了革命的声音，深受广大爱国青年和民众的喜爱。车耀先还利用这块舆论阵地，宣传、教育和团结进步青年，帮助他们走向革命。崇庆县的张露萍、大邑王泗的刘家言、三岔的李德芳等进步青年，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实现了奔赴延安、走向革命的愿望。

1938年4月，车耀先先后在成都发起组织“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引起了成都反动势力的恐慌和仇视。“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开会那天，有100多个国民党特务、三青团骨干分子跑来捣鬼。车耀先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们的无耻行径。特务头目邓文仪恼羞成怒，掏出手枪威胁车耀先。面对敌人的枪口，车耀先轻蔑地一笑:“我是当兵出身的，这玩意儿见得多了，吓不倒我!”特务们的蛮横，激起了与会人员的公愤，大家群起攻之，特务们只好蔫妥妥地溜走了。

1939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成都，反动派阴谋制造事端。

1940年3月14日，蓄谋已久的国民党的特务和暴徒数百人化装成饥民，抢了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潘文华银行仓库的大米，然后嫁祸于共产党人。他们在成都各报大登“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的特大新闻，污蔑共产党，煽动反共。

3月16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在成都大搜捕，他们秘密绑架了八路军成都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的负责人罗世文。是日半夜三更，特务们又拥进成都祠堂街努力餐馆，抓捕了车耀先。

事件发生后，接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中共成都市委印发了《为抢米事件告成都市民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嫁祸于人，煽动反共的阴谋。周恩来也在重庆代表中共中央就成都“抢米事件”向蒋介石提抗议，要求释放被捕的罗世文、车耀先等人。但反动派拒不放人，还将罗世文、车耀先秘密押往重庆囚禁。在狱中，敌人威逼利诱车耀先，暗示他只要答应加入国民党，为反动派效劳就可出狱但被车耀先严词拒绝。他还作了牺牲准备，为子女们写下了万言遗书以后，反动派将车耀先等转押到军统设在贵州息峰的监狱，企图以苦难的狱中生活来消磨他们的斗志。

车耀先把敌人的监狱当作了另一个特殊的战场，坚持与反动派进行特殊的战斗。使和罗世文等一批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员，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组织、领导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与敌人斗争。在敌人的面前，车耀先一直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一直以“成都文化界救亡人士”的公开身份出现。

在息峰监狱，他利用当图书室管理员的机会，一面拼命看书学习，一面把仅有的1000多册书籍整理得井井有条，还想法从监狱当局那里要出了从关押政治犯手中没收的书，把有进步倾向的旧书，从废书堆里清理出来，一本本修补好，陈列上架。在有的书扉页上写上“文优纸劣，特请珍惜”字句，使一些世界名著得以在狱中传看不息，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前夜》等;一些当时的进步刊物，如《观察》、《民主世界》、《展望》等，也在车耀先的推荐宣传下流传开来。

见政治犯们在狱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看书，看守们百思不解。一天，有个姓肖的特务立功心切，跑来威胁车耀先:“你要赶快自首呵，不然，一辈子休想出去!”车耀先拍案而起，大声说:“出不去就不出去!”噎得那特务干瞪眼。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多次要求国民党释放包括罗世文、车耀先在内的一大批政治犯。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再次将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向蒋介石提出。可狡猾的反动派竟诡称罗、车两人早在监狱中死去。特务头子戴笠密令将车耀先、罗世文转押囚禁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的重禁闭室内，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继续施以暴行。

1946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二人。8月18日，国民党特务将罗世文、车耀先二人枪杀在渣滓洞松林坡，然后，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妄图掩盖罪行。

车耀先牺牲时年仅52岁，他把自己宝贵生命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实践了他的誓言:“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愿以我血献后士，换得神州永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