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汶水祭英灵

——周茂泉烈士事略

周庆霞 朱彦波

1943年10月10日，泰安城日军宪兵队阴森可怖的刑讯室里，英雄的抗日战士、共产党员周茂泉，在与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受尽种种酷刑之后，用最后的气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在敌人烧得通红的鏊子上面。

烈士英勇地走了，但他那凛然的正气却永久地回荡在泰山汶水之间，他不朽的业绩和光辉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人民的心中。

为救国救民，跟定了中国共产党

周茂泉，字昆源，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第八区漕河涯村（今泰安市岱岳区马庄乡）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8岁时，周茂泉入本村私塾就读兼习武术。14岁又到北臭泉村，拜在郝秀才门下读书。

1924年，因家里种地忙不过来，父亲让周茂泉辍学务农。他在学习耕种技能的同时和农民兄弟交上了朋友，对于生活贫苦的农民他十分同情，每当青黄不接或逢年过节，他总是动员父母拿出一部分粮食周济他们，受到乡亲们的钦佩和赞许。

这期间，周茂泉目睹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贫苦百姓的悲惨生活。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加上连年的灾荒，使广大劳动群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背井离乡，卖儿卖女。他经常和村里的进步青年李正华等一起探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1927年，在南方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周茂泉、马树荣、李正华等学着南方农民兄弟的样子，建立了漕河涯村农民协会，马树荣任会长，周茂泉、李正华任干事，自发地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抗粮抗税、反对封建迷信、号召妇女放足、男子剪辫子等斗争。但由于只局限于几个进步青年自发的斗争，在反动政府的破坏下，农民协会不久便解体了。虽然如此，周茂泉忧国忧民的思想不仅没有为之减退，反而愈加强烈了。1932年，周茂泉、李正华一起考入国民党泰安军士训练班受训，希望从军界寻找到救国救民的一线希望。然而，这一梦想很快被打得粉碎。受训中，他们目睹了国民党新军阀同北洋军阀一样腐败、一样黑暗。加之不堪忍受教官的任意打骂、体罚和侮辱，便愤然离开了训练班。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国民党统治集团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命令国民党军队只准反共，不准抗日。而中国共产党则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为停止内战见诸行动。周茂泉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于12月12日签订了“双十二”协定，共同抗日。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我国华北地区。周茂泉痛感国家破碎、民族危亡，心中十分苦闷、彷徨。就在这国家、民族的生死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再一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周茂泉从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的作为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中国的前途在共产党身上。于是，积郁在心中的苦闷逐渐消散了。他决心跟随共产党，实现自己的救国夙愿。

这时，同村的李正华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按照党的指示，在漕河涯、大坡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队。周茂泉找到李正华，倾诉了自己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信念。李正华听后非常高兴，因为他十分了解周茂泉，对茂泉正直、善良、坚强的品格，更是十分敬佩。于是，李正华很快介绍周茂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铁心抗战，义无反顾

周茂泉入党后，立即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斗争的洪流。此时，泰西党组织正按照省委指示发动泰西抗日武装起义。他和李正华一起在漕河涯一带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动员了50多名热血青年，筹集了部分枪支，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1938年初，由李正华、张杰率这支队伍加入了起义时创建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

送走了游击队，周茂泉按照党组织决定，留在漕河涯村一带，继续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他奔走于四乡八村，宣传鼓动爱国青年参加抗战，先后动员李连芳、李连奎、李连荣、马运兴、马运明等20余名爱国青年参加了漕河涯抗日自卫队，周茂泉任队长，韩革非任指导员。自卫队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缺少武器。打鬼子，没有枪哪能行？他们想尽千方百计筹集枪支，周茂泉首先带头献枪。他卖了自家2亩地换回2支枪，连同原有的一支枪一起捐献给了自卫队。后又和韩革非商议，想法把各村地主家看家护院的枪支动员出来。他们分头到有枪户动员献枪，但是有的地主不愿把枪交出来，有的干脆把枪藏了起来。周茂泉不辞劳苦地奔波于附近各个村庄，对有枪户进行耐心的说服动员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三次，许多有枪户被他坚决抗日的精神感动了，终于捐出了自己的枪支。自卫队很快拥有十几支大枪。

1938年5月，为适应泰西抗战形势的发展，泰西特委成立，随后建立了各县委，领导开辟泰西各县抗日根据地。在泰安（西）县委领导下，各区委随之建立。漕河涯一带先是由三、八区委领导，1939年6月三、八区分开，分别建立了区委。周茂泉在区委领导下，带领游击队英勇地打击日伪汉奸势力。

这时，日军占领泰安城后，迅速把魔爪伸向附近各乡村，扶植伪政权，网罗民族败类，地痞流氓，建立汉奸武装，安设据点。西界、灌庄成为汉奸队据点，他们依仗日军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肆无忌惮地搜捕杀害抗日干部及家属，抗日工作受到很大威胁。县委决定由县独立营拔掉西界汉奸据点，由八区区队和三、八区游击队拔掉灌庄汉奸据点。区长韩革非和周茂泉接到命令后，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并派人到灌庄乡找到内线关系乡长赵正辰，要他里应外合，配合区队行动。

1939年9月20日，他们借着夜幕的掩护，率队向灌庄进发，深夜12点左右到达灌庄，包围了敌据点。在赵正辰配合下，队员们冲进据点，躺在被窝里的所有汉奸乖乖地当了俘虏。罪大恶极的汉奸队长赵和同被当场击毙。不到半小时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战斗。共俘虏汉奸23人，缴获长短枪25支和一批弹药，武装了区队和游击队。战斗结束后，他们把俘虏集中到院子里，由韩区长和周茂泉分别对他们进行抗日教育。周茂泉声音铿锵地说：“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谁要再给敌人卖命，胡作非为，谁就像赵和同一样死路一条。”这坚定有力的话语，敲击震撼着这些汉奸的心。

灌庄、西界两个汉奸据点被拔除后，不仅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区队武装活动更加方便自如，同时也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但是不久，在日军支持下，西界汉奸队又死灰复燃。1939年12月13日，周茂泉带领区队，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据点内将陆成一、陆明一等4个汉奸头目抓了出来，拖到孙家庙庄北的一个大湾里枪毙，为人民除掉了心头之患。但是，剩下的汉奸仍然十分嚣张，要想打开抗日斗争局面，就必须进一步铲除这些汉奸。经过侦察，发现这些汉奸经常到四乡去赶集，趁机敲诈勒索群众。于是，区委、区政府决定，乘这伙汉奸赶集之机，一举除掉。1940年3月11日这天正逢孙家庙集。韩区长和周茂泉率短枪队，乔装成赶集的群众，混在人流里来到孙家庙。不一会儿，汉奸李崇刚、侯纪黄、侯纪德出现在大集上。短枪队员们悄悄靠到3个汉奸的身边，同时开枪，将他们当场击毙。时隔不久，周茂泉和区队武装又活捉并处决了汉奸李道文、李崇轩，为当地人民除了害，狠狠打击震撼了日伪势力

因此，敌人恨透了周茂泉，他们抓不到周茂泉就对他的家人进行疯狂迫害。在1938年春，敌人就出动灌庄、西界两地的汉奸队，从南、北两面包围了漕河涯村。幸好，自卫队及时得到情报，周茂泉一家同自卫队一起及时转移了。敌人扑空后，便疯狂地将他家中的财物洗劫一空，并牵走5头大牲口。从此，周茂泉一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然而，敌人并未死心，仍想抓住周茂泉。这年7月13日黎明，两个据点的汉奸队又悄悄地出动，包围了周茂泉家。这一次，敌人又扑空了。汉奸们气急败坏，洗劫之后一把火将房屋烧毁。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周茂泉一家只得背井离乡，过着艰苦的逃亡生活。他曾把全家安排到夏张南赵家庄亲戚家住了一年多。1939年10月又转移到王家官庄朋友家住了两年多。虽然如此，但丝毫没有动摇周茂泉抗日的坚定信念，他对敌人更加憎恨，决心不惜牺牲一切同敌人斗争到底。

坚持敌后斗争，令敌寇闻风丧胆

1940年下半年，日伪在泰西地区密布据点，频繁扫荡，抗日斗争形势渐趋恶化。为开辟敌占区工作，周茂泉按照区委、区政府指示，在西遥乡几个重点村建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点，负责搜集传递情报，了解掌握敌人的动向和汉奸恶霸人员的情况。他们很快掌握了一些地痞、恶霸分子充当日军的眼线，侦察破坏我地下联络点，冒充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在周围几个村庄搜刮民财的情况。为此，区委决定由周茂泉、李连芳负责，立即开展“挖眼断线”孤立日军的行动。

194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周茂泉和区队突然包围了尚家院的说书场。当场逮捕了替敌人充当眼线的汉奸李善昌、李崇启、李道富3人，经区政府审判后处决。不久，周茂泉又带领区队，先后处决了南西遥乡伪乡长艾光海、艾庆司等一批死心塌地为敌人卖命的汉奸特务。周茂泉带领区队武装，在敌人的占领区神出鬼没，通过一系列的除奸斗争，挖掉了日军的眼线，震慑了汉奸势力，孤立打击了日军，胜利地坚持了八区的抗日斗争。

紧接着，周茂泉带领区队采取游击战术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瓦解敌人的“扫荡”、“清剿”。

1941年2月28日夜里，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周茂泉、李连芳带领区队和大批群众，扛着镢、镐、撬棒，拿着板子、钳子，抬着梯子，穿过沉睡的村庄，趟过冰冷的河水，来到石山脚下。这里易守难攻，是破袭敌人铁路的最佳地点。他把区队隐蔽在石闾山的南北两侧，掩护群众。等敌人巡逻车过去以后，周茂泉带领一部分群众来到铁路线上，指挥他们卸夹板，拔道钉，撬钢轨，刨路基，不到两小时，就破坏了100多米的铁路铁轨，另一部分群众，在李连芳的指挥下，剪断并收走了彭徐店到南留山之间3000多米电线。两队人马按规定时间胜利完成了破袭任务，胜利而归。

此后，每逢天气恶劣的夜晚，或过年过节敌人松懈的时候，周茂泉便带领区队，在三、八区游击组的配合下，破袭敌人的铁路，剪断敌人的电线，使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时常中断。为此，日军大为恼火，不得不调集大批兵力，增岗加哨，因而也大大削弱、牵制了日军“扫荡”、“清剿”抗日根据地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破袭敌人的公路线。曾发动全区群众将沿漕河流域和小漕河的石桥全部拆掉，使日军的车辆、物资及兵力不能顺利通过。

1941年3月，区公所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到，云亭车站据点只有4个日军，装备一挺轻机枪和4支步枪。每天夜里都让农民为他们站岗，自己吃喝玩乐，打麻将，防守比较松懈。周茂泉认为，这是一次消灭敌人的绝好机会，决定夜袭云亭车站，消灭驻站日军。3月22日傍晚，他和李连芳带领区队，趁大雾悄悄地靠近云亭车站，首先和内线接上关系，随即派一部分队员埋伏在据点的南、北、西三面担任警戒，然后亲率部分队员在内线吴道东的带领下，爬过铁蒺藜，进入车站内，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两个门岗，摸到了日军住处。见日军正在聚精会神地打麻将，周茂泉一枪击灭灯火，副区队长马运泰随即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当场炸死两名日军，剩下的两名日军在慌乱中摸起机枪向外扫射。区队队员无法下手，只好撤出云亭车站。这次夜袭云亭车站，虽然由于经验不足，只炸死两名日军，但对抗日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此后，周茂泉带领区中队夜袭汶口、北集坡等火车站，迫使日军不得不抽调“扫荡”的力量，加强各车站的守备。周茂泉率领区队和各游击组，活跃在日军交通运输大动脉——津浦铁路线上，使日军一次次受到打击，一次次交通运输中断，搅得敌人惶惶不安，有力地支援配合了中心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下半年，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加疯狂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腥风血雨笼罩着整个泰安（西）县。抗日工作人员所处的斗争环境更加恶劣。先后有三区区长黄国光、区队长弥松溪、八区区委书记李明亲、区组织委员韩邦奎等人，因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而叛变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他们经常带领日伪特务到各村挨户搜捕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4月28日，叛徒韩邦奎带领日伪军仅在肖家官庄这个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就逮捕抗日干部、群众22人，环境变得异常恶劣。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县委决定成立新的八区区公所，周茂泉不畏艰险，临危受命担任了八区区长兼区队长，并始终坚持战斗在漕河一带，把八区的抗日斗争进行的有声有色。

初次被捕，将计就计卧底敌营

1942年2月24日，周茂泉在郝石墙村地下联络点，召集八区各乡村长开会，突然一阵阵狗吠声传了进来，片刻又听到了房顶上有动静。他预感到情况危急，马上收拾好文件交给副区长李连芳，然后拔出手枪，一个箭步冲出屋门，发现整个院落都被敌人包围了。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他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开枪射击，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使李连芳和同志们得以趁机带着文件从东西的胡同里越墙突围脱险，而周茂泉却落入敌人重围之中。子弹打光了，几个敌人蜂拥而上，叫着：“抓活的！”周茂泉毫不畏惧，施展学过的武术，一连打倒了几个敌人，接着又有几个扑上来，又被他打倒在地。可是，敌人愈来愈多，终因寡不敌众，他落入敌手，被押到日军设在汶口的监狱里。

当天夜里，突围脱险的李连芳向县委汇报了周茂泉被捕的经过。根据当前形势，县委决定将计就计，派周茂泉打入敌人内部，建立一个“里红外白”的两面政权，作为我们的耳目，掩护抗日干部及家属。随后派人通过内线关系，将这一决定传达给周茂泉。他决心服从组织决定，在敌人心脏里继续战斗。

2月29日，日军特务头目西村亲自过堂审讯周茂泉。在审讯过程中，周茂泉按照组织决定答应了“为皇军效力”的要求。但是狡猾的敌人不放心，想出了一个毒辣的办法，要他把家属搬到汶口日军驻地当人质。周茂泉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为了抗日大局，他把自己和全家的生死置之度外，毅然答应了敌人的条件，于是亲笔写了一封家书，派人送到王家官庄。

他的妻子是一个深明大义、刚强正直的妇女，看完信后，首先担心的是丈夫经不住考验，叛变革命。自从丈夫参加革命后，家产被抢光，家园被焚毁，全家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她从来没有埋怨过。可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如果真的当了叛徒，那要祖宗八代受人唾骂。可又感到丈夫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十几年的夫妻生活，她对他深信不疑。她决定找党组织问明情况。在肖家官庄，她找到了韩革非和李连芳，一面递上信，一面谈了自己的想法。韩革非看信后，激动地称赞说：“周茂泉同志是好样的，真不愧为革命的硬骨头。”他们看到她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便直言不讳地说：“放心去吧！茂泉同志是好样的，这是组织的决定，是我们让他这样做的。”李连芳接着又叮嘱说：“去了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要配合茂泉同志工作。”她听后心中感到踏实与欣慰。

3月10日，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搬到汶口驻地。从此，周茂泉一家就在虎穴狼窝里，与敌人周旋，与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打交道。

敌人让周茂泉担任了灌庄乡的“伪乡长”。他把灌庄乡的老乡长赵正辰动员出来，一起建立了“里红外白”的两面政权，开始在敌人心脏里斗智斗勇、与敌周旋。

周茂泉上任后决心追查一下八区党组织遭破坏的原因，以避免今后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他通过多方面的调查了解，得知正月初十他的被捕是汉奸庞申三告密并亲自领着日伪特务去的。庞申三还曾多次带领日伪特务抓捕抗日干部群众，对党组织和抗日工作人员构成很大的威胁。周茂泉找到韩革非局长和八区区长李连芳，焦急地说：“此奸不除，后患无穷，必须马上除掉。”1942年4月初，他及时把庞申三回家过三月三的情报送到了县公安局。韩局长、李区长马上派人跟踪监视，4月19日傍晚，把庞申三击毙于返回汶口的路上。

为了打击死心塌地投靠日军的叛徒、特务，县委指示周茂泉收集情报，及时报告这些人的行踪，以便坚决镇压。不久，周茂泉得知，伪军中队长侯汉英将从汶口调到灌庄。这是个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铁杆汉奸，他到灌庄，将对周茂泉和两面政权构成很大威胁。周茂泉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韩局长、李区长。韩、李商定趁侯汉英来灌庄立足未稳之际将他除掉。经过周密安排，在3月中旬一个傍晚，派八区区队把侯汉英打死在他从满庄回灌庄的途中。

3月底，周茂泉发现王家官庄党员邓红星常到汶口日军驻地去，怀疑他可能已叛变投敌，立即将此情报汇报到区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证实他确实叛变投敌。党组织为了挽救他，曾派人多次做工作，但他仍执迷不悟。为避免给我党组织造成损失，八区区队除掉了这个可耻的叛徒。

汉奸庞申三、侯汉英和叛徒邓红星被处决后，八区抗日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对那些叛徒、特务是一个极大的震慑。他们个个坐卧不安，提心吊胆，不得不收敛了劣行。

二次被捕，铁骨铮铮惊敌寇

几名叛徒、特务接连被处决，这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认为这些事件与周茂泉有关。5月15日，敌人第二次逮捕了他。

周茂泉被戴上沉重的手铐脚镣，押在水牢里。第四天夜里，忽听牢门咣当一声开了，进来几个汉奸，把他拖出牢房，押到审讯室。日军特务头目边藤气势汹汹地吼道：“周乡长，庞乡长是怎么死的？侯队长是怎么死的？统统的从实招来，免得受皮肉之苦。”

周茂泉平静地说：“他们是怎么死的，我怎么会知道。”

“你给共产党办了哪些事，谁指使你的？”边藤气冲冲地问道。

“我现在吃了皇军的俸禄，怎么会给共产党办事呢？”周茂泉机智地答道。

边藤看到周茂泉不招，便命令打手用刑。

皮鞭像雨点般落在了周茂泉的身上，顷刻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但他一声不吭。

边藤气急败坏地问道：“你招不招？”

“招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周茂泉回答说。

一群如狼似虎的打手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将周茂泉按倒在地，用铁筷子撬开他的牙关，灌辣椒水，灌满肚子再用木杠压，辣椒水和血混在一起从鼻孔、嘴里喷射出来。周茂泉仍是一声不吭。这样反复拷打了几次，周茂泉昏死过去了……

5月29日，边藤再次提审周茂泉，诱骗他只要说出韩革非、李连芳和他们的家属在哪里，就可以既往不咎。

周茂泉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口咬定：“不知道！”

边藤见周茂泉没有招供的意思，便下令再用重刑。打手们把他的衣服剥光，绑在“人”字架上，用烧红的铁钳烙在他的胸脯、脊梁和大腿上……周茂泉咬紧牙关，强忍着剧痛，没有呻吟一声，一阵眩晕，又昏死过去。

就这样，敌人每隔几天提审一次，用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但他始终守口如瓶，只字未吐，敌人一无所得。

周茂泉再次被捕后，党组织十分关心他，想方设法组织营救。一次，组织上派李连荣扮成亲戚到汶口探监。周茂泉支撑起血渍斑斑的身体，坚定地说：“请你回去转告组织，我决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决不会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对付敌人。”

1942年6月底，从夏张据点调来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特务队长宾野。8月12日，宾野亲自提审了周茂泉，想从他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显显他的能耐和威风。审讯一开始，宾野便用封官许愿等软的一套，企图使他就范。周茂泉对宾野的狠毒早有所闻，但他主意已定，对宾野喋喋不休地封官许愿一言不发。宾野恼羞成怒，接连对周茂泉使用了七天酷刑，周茂泉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敌人一次又一次地用凉水将他泼醒，仍是一无所获。

8月21日夜，天空阴云密布，万籁俱寂，天气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突然，牢门打开，几个刽子手将周茂泉等5人提了出去。只见宾野手提指挥刀，像凶神恶煞般站在门口，厉声吼道“走！”周茂泉等人被几名刽子手连推带搡地推出了牢门，向汶河走去。

在汶河边，宾野恶狠狠地说：“周乡长，死了死了的，你的最后机会，说出韩革非、李连芳在哪里，家属在哪里，给你5分钟考虑。”说完将另外4人砍倒在河里。

目睹难友们的尸体，周茂泉气得两眼冒火，恨不能扑上去咬死宾野。5分钟过去了，宾野气急败坏地问道：“想好了没有？”周茂泉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自从给皇军干事，国民党要抓我，共产党要杀我，万没想到，皇军也要杀我，反正都是死，要杀要剐你们随便吧！”。

敌人始终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也没有拿到任何证据，这一番话迷惑了宾野，一副杀气腾腾铁青的驴脸变得温和了。他殷勤地说：“周乡长，我的佩服佩服的，委屈你了，我们回去！”

营救有了希望。党组织立即通过同情抗日的汶口镇红枪会首领刘端芳、侯俊仓出面保释。周茂泉经受住了生死考验。终于结束了99天的铁窗生活，出狱了。

不改初衷，冒死担任情报站长

周茂泉被释放后，不顾身体虚弱，立即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为党工作。

汶口镇东、南两面是汶河，西面是铁路，是南北交通要道，位置十分重要。汶口日军“红部”是周围日伪军据点的中心。县委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情报站。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刚刚出狱的周茂泉。他积极筹备，很快建立了由他任站长，李纪训、姬庆云为情报员的地下情报站，直接归县公安局局长韩革非和八区区长李连芳领导。

汶口情报站成立后，他们以做买卖和承包打扫日军“红部”和伪警察所的厕所为掩护，侦察敌人兵力增减、调动和武器装备及敌人“扫荡”出动的时间等情报，及时传送到区委、县委，使县区武装避开敌人的“扫荡”，出其不意打击敌人，使我抗日工作人员及家属免遭敌人的逮捕。

1942年秋，周茂泉发现周家院的杨振东与汉奸头目贾云革来往频繁，便及时报告了县公安局。韩局长、李区长立即派人调查，了解到杨振东是周家院一带的大恶霸，号称“震街虎”，在日伪军的支持下，在这一带几个村子里敲诈勒索，搜刮民财，欺压百姓，作恶多端，还经常给敌人通风报信，破坏抗日工作，民愤极大。情报送出去不久，八区抗日政府便派人处决了这个大恶霸。

为了确切地掌握日军在津浦铁路线上的活动，周茂泉派李孝秋、李光迎在火车站设了一处茶馆，以此为掩护，及时将侦察到的铁路上南来北往的日军兵力增减，粮食、物资和武器弹药运输等情报送出去，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在敌人心脏里做地下工作，必须胆大心细，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灵活地应付敌人的种种监视、盯梢、盘查，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祸，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为此，周茂泉利用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千方百计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1942年初冬，周茂泉得到情报，八区区中队长马运泰和张玉红、张玉成3人已叛变投敌，公开当了汉奸。他们熟悉八区的情况，投敌后作恶多端，干了不少坏事。为避免党组织和抗日工作受到损失。周茂泉立即派人将这一情报送到区里。区长李连芳曾多次派人做他们的工作，但马运泰等人仍执迷不悟，变本加厉。李连芳决定通过内线关系，假敌人之手，除掉这伙叛徒。经过一番运筹之后，一天由内线关系带着东向的日军逮捕了马运泰等3人。第二天一早便在东向把他仨处死。巧妙地达到了以敌制敌，以敌除奸的目的。

再入敌狱，凛然正气鬼神泣

一个时期以来，敌人的车站及铁路线一次次被我军破袭，“扫荡”抗日根据地的日军屡遭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于是，敌人开始怀疑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

1943年8月10日，日军特务队长宾野到泰安日本宪兵队长三元那里汇报情况。正巧叛徒弥松溪、李明亲也在场。当宾野汇报我们的行动计划都让八路统统的掌握时，叛徒弥松溪问道：“你们那里有个周区长吗？”宾野回答说：“有”。叛徒李明亲接口道：“他就是怀疑对象，说不定他就是共产党的内线。”三元立即说：“逮捕他。”

8月11日早晨，宾野带着特务队包围了周茂泉的住处，逮捕了他和李纪训，关押到泰城大关街日军宪兵司令部内。

周茂泉被捕后，组织上为了掌握情况，将他的长子周庆海安排到泰安萃英中学读书。此后周庆海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经常到监狱里探望父亲。

为了撬开周茂泉的嘴巴，敌人多次使用酷刑，但他始终坚强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于是，心狠手辣的日本宪兵队长三元亲自审讯周茂泉，而每次提审，都让他的儿子周庆海观看父亲受刑。

9月4日，三元亲自审讯周茂泉。他看到儿子站在一旁，猛得一怔，心如刀绞，但他很快又镇定下来，明白这是敌人施用攻心毒计。周庆海看到父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心疼得眼泪盈眶。这时，三元吼道：“你的八路区长，统统的交待，让你们全家团聚。”

周茂泉面对凶残的日酋，坚定地回答道：“我替皇军做事，早就不是八路区长了，我是无罪的！”

三元瞪着眼，仁丹胡子翘了起来，用沙哑的公鸭嗓子叫道：“你的撒谎，给我狠狠地打！”皮鞭、棍棒像雨点似的朝周茂泉身上打去，顷刻打得他血肉模糊，昏死过去。

儿子周庆海站在一旁，心疼得泪如雨下，汗水湿透了衣服，恨不得扑上去救下父亲。周茂泉看到可怜而懂事的孩子，心乱如麻，悲痛万分。这一切更增加了他对敌人的无比憎恨。他坚定地说：“我是无罪的，我什么也没干。”

三元吼叫道：“继续上刑！”

打手们像疯狗一样，把周茂泉绑在刑具架上，把一根削尖的竹签扎进他的中指。他咬紧牙关，瞪着愤怒的眼睛，强忍着刺骨钻心的疼痛，硬是一声没哼。丧尽人性的打手们，又把第二根、第三根……扎进了他的手指。疼得他汗如雨下，两腿不住地打战，浑身哆嗦。但这丝毫不能动摇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周茂泉没有呻吟一声。

周庆海看到父亲受到如此折磨，发疯似的扑上前去，想救下父亲。凶残的敌人一脚将他踢昏在地。

敌人见严刑拷打，不能征服周茂泉，于是，又让叛徒弥松溪出面作证。周茂泉知道弥松溪只知他当过区长，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心中有了数。审讯一开始，弥松溪便奴颜婢膝地说道：“周区长，你为韩、李二人通风报信，我都很清楚，还是自己说出来，免得受皮肉之苦。”

周茂泉听了叛徒的这番话，怒不可遏，愤怒地问道：“弥队长，我给韩革非通了哪些风，为李连芳报了哪些信，你都讲出来，免得多费口舌！”这一串的质问，弄得叛徒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周茂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使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日酋三元气得暴跳如雷，使用了人世间最残酷的毒刑——走烧红的鏊子。一天，三元布置打手们将摆好的十二盘鏊子烧得通红，让周茂泉赤脚走过去。面对这残酷、罕见的毒刑，周茂泉蔑视地看了敌人一眼，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随着一阵焦臭味，他的肉烙焦了，骨头烙糊了，昏死了过去。然而，他始终未向敌人吐露一个字。

1943年10月7日，周庆海按照韩革非、李连芳的指示，又一次到狱中探望父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探望。周庆海看到父亲被折磨得脸面浮肿，全身的肉多处溃烂、脱落，两脚掌和臂部都已烙焦，两眼血肉模糊，已不能睁开，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看到父亲的惨状，用沙哑的声音，轻轻地喊了声“爸爸，爸爸，我是庆海，”就再也说不下去了。周茂泉听到呼唤声和呜咽声，用双手拨开眼角，看到聪明懂事的儿子，也被折磨得面黄肌瘦，两眼浮肿。这个在敌人酷刑面前从未呻吟一声的硬汉子心疼得流下了两行热泪，使出全身力气撑起身子，两手紧紧抱住儿子，断断续续地说：“孩子、孩子，不……不要哭，要…要坚强些！回去……告诉组织，不要……为我担心，我…我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没有辜负人民的重托。”周茂泉接着说：“孩子……回去……一定要好好地劝劝你妈妈，一定要挺住，不要……太伤心，把你的弟弟、妹妹拉扯大。一定要记住……这血海深仇！为千千万万……牺牲的革命同志报仇！”

周庆海揩干眼泪，坚定地说：“我一定记住爸爸的话！”接着又说：“临来，韩局长、李区长说：‘组织上曾千方百计组织营救，无奈敌人防备森严，无法得手，现在组织上还在设法营救。’”

周茂泉用微弱的声音说：“孩子，回去……告诉组织，不要再为我……操心了，我已经不行了，没法…为党继续工作了”。

凶残的敌人仍不放过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周茂泉。妄想在他心脏停止跳动前夕，得到需要的东西。然而，敌人早已知道用严刑无法征服他，于是，又玩弄起劝降的鬼花招。敌人唆使叛徒、汉奸李明亲，以姑舅表兄弟关系，劝说周茂泉投降。

1943年10月10日，日本宪兵队长三元又亲自提审周茂泉。叛徒李明亲皮笑肉不笑地摆出一副十分惋惜的样子，长叹一声说：“哎！表哥，真没想到你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变成这副样子，叫我当表弟的多心疼啊。”说着，又装腔作势地挤出几滴虚伪的眼泪。接着又说：“表哥，不要太死心眼了，你要看到当前形势，共产党不会撑多久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吗！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只要你说出韩、李的下落，保你前途无量，保你全家享福……”

没等叛徒说完，周茂泉使出全身力气忽地从地上坐起，怒不可遏地斥道：“你这个汉奸！走狗！卖国贼！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民族败类！你想让我当汉奸，办不到！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我来就是杀你们的！今天我虽然没有杀了你们，但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一定会除掉你们这伙民族败类的，你的日子长不了啦！”

叛徒李明亲挨了一顿痛斥，灰溜溜地走了。敌人黔驴技穷，三元恼羞成怒。命令打手们把周茂泉按倒在烧得通红的鏊子上……周茂泉怒目圆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不愧为泰山的儿子，因为他有一副钢铁般的脊梁。

他是泰安人民的骄傲，因为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慷慨地抛洒给了生他养他的泰汶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