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青春

——记周浩然烈士

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周浩然的一生是短暂的。在他走过的24年路程中，正是中国人民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进行反复较量，斗争空前激烈的年代。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走过了许多曲折的道路。参加革命后不久，就壮烈牺牲了，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勤于学习，勇于探索，为正义事业而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将与世永存。

探求真理

周浩然，原名周世超，1915年4月21日，出生于即墨县瓦哥庄。动年入本村私塾就读，1925年随父到青岛，入北平路小学读书。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快就赢得了师生们的赞扬和敬佩，成为全班的高才生。

1927年，他小学毕业，考入私立青岛礼贤中学。由于受到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他对学校那些守旧的课程毫无兴趣，连续两年学业成绩不良，终被学校除名了。事后，他感到非常庆幸：“虽说是负了被开除的恶名声，然而我的光明，我的明朗的前途，却由此开始了。”

他重新考入了青岛市立中学，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新思潮，新文化，在他的脑海里汹涌澎湃。他拼命地读着各种新杂志和新文学作品，特别是在进步老师的引导下，阅读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受到很大启发，思想境界顿然开阔。面对种种惨痛的社会现实，迫使他鼓起勇气，决心为探求真理，而更加刻苦地学习。

1932年夏，周浩然初中毕业。他为了追求更广博的知识，未征求家里的意见，就私自跑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平，考进了大同中学高中部。他一面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一面利用北平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制定了长远的自学计划。他为了明了世界和中国的现状，而去攻读政治书籍，为了弄清劳动大众贫困的原因，而去研究经济学；为了探求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而去学习哲学。

他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其余20个小时，都用在知识的积累和对真理的探讨上。

由于成年累月艰苦紧张地学习，周浩然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1934年初的一个早晨，他正在准备学校期末考试时，突然感到脊背像烙铁炙烤一般的剧痛，顿时神志昏迷，从口里咯出血来。经医生诊断才知道患了急性肺炎，而且病情相当严重，不得不住医院治疗。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仍渴望着学习。他瞒着医生，偷偷地阅读书报，直到头晕目眩时，才稍微休息一下。

周浩然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毅力呢？他在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追忆说：“我掂量着生命终究不如知识贵重，生命固然是人的根本，而知识却是培养这根本的养料，设培养不善，虽有生命何足可贵。设培养甚善，虽有一分钟的生命，也是可宝贵的。于是我决意以知识为先，生命次之……”

嫉恶如仇

周浩然的幼年是在穷乡僻壤里度过的，最先接触到的是广大的贫苦农民。进入城市后，又接触到众多的市民和工人，同他所熟悉的农民一样，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他感到不平，为什么天下的劳动人民都是这样贫穷困苦呢。

1925年5月29日，青岛发生了日本纱厂的资本家勾结反动军阀张宗昌，血腥屠杀罢工工人的惨案。第二天，在上海也发生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五卅惨案”。为此，全国各地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

这些惊天动地的事件，使周浩然逐渐明白了，造成我国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剥削和压迫的结果。他痛恨军阀，诅咒帝国主义，斥责当时社会的不合理。

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大革命的浪潮已波及北方各省。周浩然“耳朵听惯了革命的口号，眼睛看熟了群众热烈紧张的情绪”，满以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有希望了。不料想，蒋介石为了一己的利益，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公开背叛革命，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手葬送了。随之而来的便是什么“清党”、“剿共”，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气氛，人民被推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

大革命的浪潮被反动派的势力扑灭下去，周浩然心情非常沉痛，他在以后写的文章中说道：“壮士百万，志不得其酬，愿莫由偿，只是功成名就了几个飞扬跋扈的跳梁小丑，这又是何等的可恨！”他看到了人世间的不平。

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国家每况愈下，日本帝国主义乘虚而入，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周浩然看到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外来侵略，反而变本加厉地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和红军，剿杀自己的同胞，愤怒地斥责道：“我极端的不平这样的狗政府，为什么那样的低头屈服示卑怯于外人，甚至勾结民众的仇敌，再互相筹谋着屠杀自己的兄弟，来呈现他的英勇威武。为什么自己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民众的生活、民族的生存，而实际上却是暴虐民众，置民族于死地；为什么自己说是要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而自己却身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呢？为什么自己声扬为了正义、公理而行动，而自己却是毒害正义、废绝公理的魁首呢？”“我要为着民众的生活、民族的生存，为了他们的前途，向那恶魔、向那暴君，去宣战、去勇猛的搏斗。”

周浩然敬仰一切进步的作家，敬仰一切主张正义的人们。他特别尊崇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鲁迅、瞿秋白。当他看到瞿秋白被杀害的消息时，怒不可遏，接连几天在日记里写着：“瞿伙昨日被枪决，痛哉！……蒋实可恶。”“报见蒋电令蒋鼎文将瞿秋白就地执行枪决的消息，我不禁悲愤交集，誓为民众杀此老贼！”并在日记里写下悼诗：

“青塚无清埋侠骨，

沙场不再供驰驱；

一生空怀济世志，

于今抔土恨千古。”

伸张正义

1933年上半年，由于河北的榆次被日寇侵占，北平告急，周浩然被迫辗转流离，失学在家。他看到民族的危机一天天在加深，人民的灾难日甚一日，而蒋介石还在高喊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不但不抵抗外来的侵略，反而竭力限制人民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采取一系列恐吓和镇压的措施，对此，周浩然异常愤慨。

这年夏初的一个晚上，青岛市“左联”的部分成员聚会彭也夫家里，他们讨论当前的时局，祖国的前途和青年的责任。决定成立“汽笛文艺社”，成员有周浩然、彭也夫、于敏道（于黑丁）、姜宏、林映等，编辑文艺刊物《汽笛》，以揭露黑暗，伸张正义，唤醒民众。周浩然亲自起草了“汽笛文艺社”简章，设计了刊物封面。《汽笛》于1933年6月问世。周浩然先后以觉民、明、心影等笔名，发表了《当》、《两种不同的人物》、《为了这个》、《生活》等几十篇杂文。这些文章像一把把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像一团团烈火，燃烧在人们的心头。对于这样锋芒毕露的“汽笛”，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会让它长鸣的。《汽笛》出版后不久，就遭到破坏，有的人被通缉，“汽笛社”就这样被扼杀了。 1935年，周浩然又因旧病复发而中途辍学了。在家调养期间，经人推荐，于5月间进入一家私人办的《新青岛报》报社，协助编辑副刊。这回他接受了《汽笛》的教训，采取比较隐晦的手法，以梦熊、猛士等笔名，连续发表了《法租界的惨案》、《写在梦呓前面》、《两种不同的人物》、《夜》、《当》和《给青年作家》等大量杂感和散文，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抨击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倾诉了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批判了旧思想旧文化的残余。

心向革命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周浩然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要铲除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他觉悟到“今日纷乱的中国，当趋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处处留心探听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他曾听一位去过苏区的理发匠讲述苏区的情形，心神为之振奋；他从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那里知道武装斗争的情况，心甚羡之。他在岳父家时，去访问过一位在俄国当了17年华工的乡亲，了解到俄国革命前后的变化，赞叹不已。他还冒险阅读和收藏我党的一些文件和宣传品。

他和朋友们私下里辩论中国革命的问题时，发表见解道：“对于赤区的组织，我认为在中国军阀这样割据的局面下，应该有这种相应的组织，以期在大革命来到时期，不致再吃1927年那样的亏。我们有了组织，就能和工人取得一致行动，就能取得同俄国1917年那样的革命胜利。”尽管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其赞成武装割据，以期最后夺取胜利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1935年12月12日，周浩然从报纸上看到胶东五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酷镇压，义愤填膺。随即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既是赞佩烈士，也是激励自己的铿锵有力的话：“血溅碧草，肝脑涂地，这是革命者人人应当准备的一步。”面对这些英勇的烈士，他立下了“这一生为真理而奋斗，为正义而牺牲”的普言。

为了人民的正义事业

1936年10月，周浩然进入山东大学哲学系旁听。翌年，卢芦沟桥响起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炮声，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国难当头，周浩然热血沸腾，他毅然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不久，便离开学校，转入农村，在故乡瓦哥庄一带的小学、集市、街头、老乡家里，发表抗日救亡演说，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他慷慨陈词，忧国忧民，四乡的男女老少几乎都知道他。当他讲到日本的侵略兽行时，气得他又是挥拳，又是跺脚；讲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时，恨得他把手里的粉笔都捏碎了。所有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被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

他在我党关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号召下，自发地联络四乡的青壮年，组织农民抗日武装。周浩然的这些爱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即墨县政府和警察局的忌恨，视为洪水猛兽，进行百般的阻拦和破坏。周浩然被迫把组织的抗日武装，先后更换了抗日义勇军、抗日农民自卫军、联庄会等各种名义，坚持斗争。

他还多次化装入城，搜集敌情，开展对敌斗争。1938年初的一天，周浩然得知有辆汽车要经过即（墨）莱（阳）交界的王疃村，他立即带领联庄会，并联合莱阳的“乡校”（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抗日武装），在王疃附近的公路上进行伏击，用土枪土炮当即把日军汽车击中，打得日军晕头转向，吓得不敢下车，躲在车上放出求救的通信鸽。

初战虽然取得了胜利，却更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的恐慌，他们沆瀣一气，对联庄会加紧采取破坏和镇压手段。这些农民抗日武装，毕竟是属于自发性的组织，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三起三落，终于在内外夹攻下失败了。

1938年3月，周浩然也被迫离开了家乡，到姜黎川部工作。秋天，周浩然和该部的另一位同志，由我党地下组织的推荐，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蒙阴县的岸堤村，进入八路军山东纵队鲁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干校有700多名学员，分成军事和政治两个大队。周浩然考虑到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应该多学习军事知识，学会打仗，以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就要求编入了军事大队。

干校里的学员，大多是经过一定的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互相学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学习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人人朝气蓬勃，斗志旺盛。周浩然在这样的战斗集体里，初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领导抗日的，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心情舒畅，奋发学习，积极靠拢党的组织。到干校后不久，他就光荣地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39年春，周浩然在干校毕业后，回到胶东区党委工作，中共即墨县委成立时，他首任县委组织部长。

这时，蒋介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蓄意煽起反共恶浪，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党我军工作人员的反革命事件。盘踞在莱阳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捕杀我党工作干部；原起义投向我军的姚士吾一个营的部队，也叛逃到即墨县境内，即墨县委所在地即莱边区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即墨县委研究决定，所有干部由半公开转入秘密活动，县委的同志立即分散到各地去坚持工作。会上，周浩然提出回到家乡一带活动，他认为地理人情比较熟悉，容易掩护，亲戚、朋友、同学较多，有利于开展工作。他明知回到家乡活动，危险性大，但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携带一部分经费，来到瓦哥庄、刘家庄一带，深入发动群众，筹划购置武器，开展武装斗争。

1939年8月26日，周浩然秘密到西尖庄乡公所活动，不幸被叛匪姚士吾和驻在该村的匪徒包围，因寡不敌众，终于被捕。这帮匪徒把周浩然带到村外石崖子上秘密地杀害了。周浩然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英勇就义，时年仅24岁。

（李海青 张彦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