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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郑天九烈士生平事迹

更新时间:2023-01-14 11:30:05点击:

郑天九烈士生平事迹

李宗柱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南京古城乌云密布,阴风肃杀。中华门外,秦淮河边,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军士们戒备森严。少顷,雨花台传来了震人心弦的国际悲歌,随着刺耳的枪声,又一批革命者的热血洒在山岗上。郑天九就是这 些殉难者中的一位革命烈士

走上革命道路

郑天九,原名鸿锡,字天九,曾化名丁九。一九○五年生于山东省日照县山字河村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年幼时,父母双亡,随继母生活。在郑氏这一房中,天九兄弟十四人,他排行笫九。七八岁时,天九在山字河本村念初小,课程除了国文、算术之外,还读“四书”“五经”。其祖父是清末举人,封建家教甚严.晚辈们举手抬足,都要规规矩矩,等级观念自然也极为分明。然而,郑天九却背着家人,经常和一些穷苦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进林中捉鸟,下河去捕龟,在秋原上追逐野兔……每当和穷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他那颗终日被“子曰诗云、之乎者也”的枯燥经典束缚的童心便得到了解放。

一九二一年,郑天九转入日照县立高等小学就读。这时,老祖父已去世,一时家政无人主持,几个叔父互相勾心斗角,闹家务纠纷,因而将家中一匹马活活饿死,通过这件事,封建家庭的腐败在郑天九心扉上留下了阴影。不久,其家析产分居。郑天九的继母及其兄妹共分得土地七十亩。

一九二四年,他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考入济南正谊中学就读。在这里,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逐步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夏,郑天九通过在济南税务局任小职员的同乡。亲戚牟春霆(即陈雷,现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丁是日照县涛雒官庄人—在当时的国共合作时期,他是跨党党员,在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团的工作。他曾以求学为掩护,在齐鲁大学秘密发展党组织。郑天九和一些同乡同学安哲,李平章、牟春霆,丁观海、郑修廷等,经常在济南按察司街丁惟汾家中集会。在这里,郑天九等人又认识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邓恩铭。邓思铭、丁君羊经常给他们讲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家和青年的前途等问题,使郑天九等人开阔了眼界,并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不久,在邓恩铭和丁君羊的倡导和组织下,郑天九和安哲等人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少年日照学会”。学会每星期天在齐鲁大学集会一次,学习马列主义,阅读《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等杂志上的有关文章以及鲁迅的小说等,并开展热烈的讨论。郑天九是学会的骨干,在学会将近一年的学习和活动中,他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对旧社会的腐朽制度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也逐步有了明确的认识。每逢假期,郑天九还和学会的同乡同学一起,带上《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回到日照,以走亲访友的名义,一边进行社会调查,一边传播革命道理。

一九二六年春,经丁君羊介绍,郑天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向封建势力宣战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十月份,北伐军占领了武昌,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为了支援北伐战争,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决定派一批进步青年到武汉参加革命。这时,郑天九和安哲、牟春霆、李平章等一起被派往武汉,郑天九被分配到国民革命第四军宣传队。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在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回荡着他和战友们“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的战斗歌声。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五月,夏斗寅,许克祥等反动军官又在湖北、湖南发动叛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这时,郑天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中央独立师,开赴前线,同反动军阀夏斗寅作战。同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困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我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进行疏散转移。遵照中共山东省执委的指示,郑天九于九月份回到家乡日照开展农民运动。

一九二八年春天,新改组的中共山东省执委派安哲回到日照,安哲与郑天九、牟春霆取得联系后,建立了中共日照县第一届县委,直属省执委领导,安哲任县委书记,牟春霆负责组织工作,郑天九负责宣传工作。县委建立后,郑天九分工城西南邵疃、山字河一带的工作。为了方便革命的活动,他曾一度以国货贸易公司推销员的名义,走乡串村,秘密发动群众。

在山字河村,郑天九首先和看守三官庙的穷苦青年汉成运交上了朋友。在郑天九的培养和教育下,一九二八年冬,汉成运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山字河村支部书记。在汉成运的积极协助下,郑天九在三官庙举办了“平民夜校”。他经常利用夜校的讲台,向农民群众灌输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发展山字河的党组织奠定了基础。从一九二八年冬开始,这所夜校坚持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山字河及周围村庄共培养了一百多名革命积极分子,其中五十多名加入了共产党,为日照的革命暴动准备了骨干力量。

郑天九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要想革命,没有枪杆子是不成的。因此,他在发动农民群众的同时,还想方设法搞枪支。当时枪可以买到,但需要一大笔钱。因之,他便到地主郑培光家里去借款。郑说,如到期不还钱,就得典押土地或山场。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并立了文契。于是,他搞到了一支匣子枪。后来,他家一大片山场便归郑培光所有了。为此事,家人很不满意,他就耐心地说服了家庭里的人。

郑天九所领导的党组织日益活跃,平民夜校办得火红,使山字河的地主们大为震惊。在他们看来,郑天九简直是离经叛道的不肖子孙。一天,他的亲三叔、山字河有名的“三少爷”郑西泽,派人把他叫去,气势汹汹地责问他: “你天天和一些穷人们开会,闹的什么事?”郑天九一听,理直气壮地说:“很简单,就是要闹革命!”郑西泽又追问:“革谁的命?”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革土豪劣绅的命!”从此,他宣布和自己的封建地主家庭决裂,并勇敢地向腐朽的封建制度宣战了。

此后,郑天九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决,他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各种形式,向封建势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山字河一带有一个老风俗,即每逢旧历六月十三,在范家村高兴庙唱大戏。地主、富农为了笼络觅汉(对长工的俗称),使用怀柔手腕,每人发给四百至六百铜元作为“戏钱”放工看戏一天。一九三一年夏,在高兴庙快要唱戏的时候,郑天九就布置党员同志在觅汉中酝酿成立“觅汉会”;并讨论决定:叫地主把所有觅汉的年工资增加到八百斤高粱;今年高兴庙唱戏,一律放工三天,戏钱增加到两吊。在郑天九的领导下,觅汉们齐了心,有组织、有计划地和地主、富农斗争。最后,地主、富农不得不按照觅汉会的条件办。

在增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郑天九即着手组织“佃户会”。很快,山字河、小曲河的佃农均纷纷组织起来了。一天,二百多名佃户会员在山字河村前的河边集会。郑天九在会上做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的长篇讲演。他强调指出: “劳动果实本来就应该由劳动者享受。地主不劳而获,租税太重,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我们要和地主们讲理,让他们实行减租减息!否则,我们就要斗争到底。"通过这次大会,在山字河一带,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一次次危及地主阶级利益的群众斗争,触怒了那些吸血成性的剥削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一九三二年八月,山字河西厅房地主郑玉甫给佃户苏德润家揭锅锁门事件发生后,郑天九立即召开了以党员为骨干的佃户会,决定发动—场斗争。第一步先组织一些人去说理,结果地主郑玉甫非常顽固,不答应给苏德润家安锅。于是,又由一伙青壮年组成“示威团”,连同苏德润一起去围着郑玉甫,唇枪舌剑地进行说理斗争。郑玉甫仍然很嚣张,不肯服输。这时,站在后面的郑天九就掏出匣子枪,冲着郑玉甫的房上“砰”地放了一枪。这下子,郑玉甫吓慌了神,乖乖地给苏德润家开了门,安上了锅。

郑天九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还特别注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工作。一九三一年冬,他发展了当时在全县很有声望的爱国青年、曙光小学校长郑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和县中的郑野云等人加入了党组织。一九三二年春,在郑天九指导下,县中建立了党支部,郑野云担任支部书记。同年四月,郑天九指示县中党支部以学生会的名义联合日照城关一小、二小和十里铺小学,筹备开展纪念五四运动十三周年活动,借以向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一次爱国教育。尽管反动校长刘培栽勾结地力.武装百般阻挠,但五月四日这天,仍按原计划召开了有七百多师生参加的盛大集会。郑野云在会上宣读了郑天九亲自撰写的《告全县父老兄弟书》,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了革命道理,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郑天九日夜为革命奔忙,在其较富有的家庭中难免引起一些矛盾。然而,他贤惠的妻子王玉贞,在他的教育和熏陶下,积极支持革命活动。白天,除了料理家务,还要接待和郑天九联系的人们;郑天九常常趁年节在家召集“觅汉会”和“佃户会”的骨干开会,她就为他们放哨,还要背着老人拿些好吃的东西送给他们;夜晚,为了保证郑天九能在家放心大胆地工作,她常常在门外放风站岗,深夜不眠。

无论是酷暑和严寒,她从无怨言。她也曾提出“到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担这份风险”,郑天九开导她说: “现在的风险是暂时的。将来革命胜利了,大伙就好了。吃穿都不愁,当国家的主人,就用不着再担惊受怕了。”

领导日照暴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混入我党内的投机分子王复元、王用章兄弟二人先后叛变,致使省委和青岛市委等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日照县委与上级失掉了联系。得不到省委指示,大家心里都十分着急。为此,县委决定,分头到各地寻找上级党组织。

一九三○年冬,郑天九经济南又到莱阳、海阳一带寻找党。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打人海阳县司马庄区(现乳山县乳山寨乡)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卫团,任政治教员。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了解到该保卫团副团长于州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国民党员,为响应北伐,举行过农民起义,思想较为进步。于是,就有意识的和于多接近,逐步灌输一些革命道理。后来,

在时机成熟时,便向于州讲明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向他指出:“国民党上层巳叛变革命,小资产阶级必须分化,一部分滚入反革命泥坑,一部分则跑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只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革命才能胜利,个人才有广阔的前途。”在他的启发和诱导下,于州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不久,郑天九介绍他加入丁共产党。解放后,于州同志担任了囡家铁道部某局局长。每当回忆起当年时,他总是怀着敬仰的心情把郑天九称作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郑天九在海阳三个多月的时间,虽然未能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却努力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 至一九三一年八月,日照县委了解到回乡度假的青岛铁路中学学生丁原颐系共产党员,和青岛市委有联系。郑天九便和他一起到青岛,经青岛市委俞启威介绍,终于和中共山东省委接上了关系。此后,日照县委便在青岛建立了秘密交通站,由在青岛裕东轮船公司的一些同志担任秘密交通员,借轮船往返青岛、日照之便,传递文件、情报,与省委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使日照县党组织的活动更加活跃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共中央调胡萍舟离山东去上海,并派武平来山东继任省委书记.五月中旬,省委派军委书记张鸿礼(注)到益都、潍县、博兴三县巡视,布置举行农民暴动工作。这时,郑天九去益都,在县城南门里民团兵营党支部书记高兰亭家,参加了张鸿礼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张传达了省委安排山东各地武装暴动的顺序:博兴、益都、日照、沂水、坊子、海菜地区、泰莱边区。他强调说:这是一次较大的革命行动,成功了,就地坚持;不成功,就到日照建立苏区。此外,他还严厉批驳了对暴动怀有顾虑的所谓“右倾”思想。既是省委决定,就得坚决执行。由于省委把日照县放在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上,郑天九不仅认为任务艰巨,而且深感日照县委承担的责任也是重大的。回到日照后,他向县委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六月,中共北方各省委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山东省委书

注:张鸿礼,自一九三一年六月起.任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八月初,省委派他去博兴县帮助县委组织农民暴动,后来因暴动队伍的去向问题,领导之问发生了分歧,而张鸿礼宣布插枪解散,并且首先逃跑,致使暴动失败,他被开除党籍.一九三七年底又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一九三八年二月,在七、八两支队合并时,他竟利用窃据的权力指使其走卒枪杀了中共鲁东工委书记、七支队政委鹿省三,因而被处决。

记武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要求创建北方苏区,配合红军胜利进攻,以最快速度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在这一“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省委于六月底又派巡视员到日照,再次指示:要积极做好准备,在日照举行武装暴动。同时,省委还准备派留苏的军事专家到日照参与暴动的领导工作。

遵照省委指示,中共日照中心县委(注)从七月至九月份,连续三次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研究了暴动计划,武装动的政治行动纲领以及部队编制及军事行动等,都做出明确的决定。具体事宜是:一、收缴地主武器,建立革命武装!二、交出地主文契,当众焚毁,宣布土地为农民所有;三、打开地主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四、逮捕最反动的恶霸地主,替民除害;五、部队编制。以党员为骨干,建立一支革命武装,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分南北两路:北路以安家村、于家村为中心,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安哲、于贡方负责,南路以邵疃、山字河为中心,也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郑天九、牟春霆负责。各路的行动计划是:北路由安家村、于家村出发,集中兵力打王家滩,回师两城镇,接着解放日照城北各村;南路从邵疃、山字河、牟家小庄出发,集中力量攻打涛雒,接着解放日照城南各村。然后,两路大军合攻日照城、石臼所,最后进驻五莲山区,整编革命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议之后,各地党组织都进行紧张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在这期间,由于基层人员行动不慎,敌人有所察觉:县 注:一九三二年春,省委决定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负责日照、诸城、沂水、莒县一带的工作。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举行暴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晚,南北两路起义队伍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都开始行动起来。

南路起义军在郑天九、牟春霆率领之下,分别在山字河、牟家小庄集结,向南进军。黎明前,两股队伍将涛雒镇合围。

涛雒是日照南部重镇,内有日照警察所分所,还有商团、民团、盐巡四百多人的武装,备有两门小炮。起义军原计划通过内线里应外合,一举攻下该镇。但由于打入内部的人员不慎,暴露了行动计划,敌人加强了警戒,起义军攻不下围子,只好放弃原计划,回师西进。两三天之间,攻下平家村、苗家村、卜落子、山口等村庄。所到之处,收缴地主武器,焚烧地契,开仓分粮,群众纷纷参加起义队伍。十月十六日,队伍开回邵疃,在曙光小学的院子里竖起了大红旗,全军进行整编。共有六百余人,编成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在这里,郑天九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军北上,与北路义军会师。十七日早晨,郑天九、牟春霆率部由邵疃、山字河出发,经日照县,阚家城子等村,傍晚到达河山村,获悉北路义军已被重兵包围,难以会师。遂决定回师南下,开展游击战,以策应北路义军突围。

于是,南路义军又发起攻打宅科等数次战斗,后在灵山保陷入敌人重围。此时得知北路义军已实围疏散,郑天九,牟春霆经研究后也于二十五日动员南路义军分散,转入隐蔽斗争,以便待机再举。在暴动失败之际,郑天九的革命意志仍然很坚定,一再嘱咐队员们要妥善隐蔽,并说:“过十几年后,必定还得是我们的天下! ”

郑天九及其战友所领导的日照暴动,是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发动的,加之敌人当时的兵力强大,所以终于失败了,致使日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然而这次暴动毕竟给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动摇了国民党山东新军阀的统治,在漫漫的长夜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英勇就义雨花台

日照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广大劳苦大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上百名参加暴动的义军战士被枪杀。敌人悬赏一千元大洋捉拿郑天九和他的战友安哲、牟春霆等人,整个日照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郑天九先到他岳父家中避了暂时的风险,并计划待机出走继续活动,其妻子王玉贞愤怆难耐,郑天九鼓励她说:“别伤心了,你在家把咱孩子(女儿郑承浩)带好,日子再难也要让她上学。等我回来就好了。”随后不久,郑天九化装,由他岳父托人帮助,辗转送往青岛。他在宁波路三十六号共产党员赵峰琳(日照人)的姨父家里隐蔽了三天。青岛的风声也很紧张,他又用绷带裹了面部,化装成病人,从青岛大港二号码头乘共和丸十六号去上海。在上海人地生疏,他未能找到党组织,生活也发生了困难。这时,他给在北平大学渎书的亲戚高燮宸去信联系。在高的资助下,他从上海又去北平,暂住在高处,继续寻找党组织。暴动遭到失败,许多党员和义军战士流血牺牲,几年心血建立起来的日照县委不复存在,有许多事要向党汇报,有不少经验教训要向党诉说!此时此刻,像一只离群的孤雁,郑天九的心情万分沉重。后来,他想起在北平求学的另一个同乡郑培宣。一九二九年冬,郑培宣在回乡度假期间,曾和.郑野云等人在邵疃小学编印《曙光小报》,宣传新思想,是个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于是,郑天九到北平十七中学找到郑培宣。这时,郑培宣已经加入共产党,并在北平市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两人相见,进行了倾心交谈。不久,通过郑培宣的介绍,郑天九和北平市委接上了组织关系,他就像迷路的孩子,经过辗转奔波,又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悲喜交集,心潮难平。

郑天九向北平市委汇报了日照暴动的有关情况,同时也向山东省委写了报告。他一直挂念着暴动失败后离散的战友和同志们。当他从住在青岛的哥哥郑子玉那里得知牟春霆等人的下落后,立即报告北平市委。经北平市委的介绍,使牟春霆等人在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北平市委还根据郑天九的汇报,马上派郑培宣回日照,去整顿和恢复日照暴动失败后的党组织。郑培宣回家后,与中共山东省委派来的军委书记祝刚接上关系,重新建立起日照县委。

此后,郑天九化名丁九,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在北平至奉天这段铁路线上做宣传发行工作,不分昼夜地奔波各地,秘密地运输和散发各种宣传品。一九三三年二月,赵峰琳奉组织的指示到达北平,与郑天九结了婚,掩护并协助他开展工作。她每月都要去天律两三趟,到港口的一条兵舰上去取宣传品。

一九三三年七月份,北平市委负责人被捕,局势非常严重。郑天九意识到,他们的地下活动很可能已被敌人所察觉。

在这危险时刻,他首先想到党内其他同志的安全。为了让同志们尽快地转移隐蔽,一连两三天,他星夜奔走,直至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通知完同志们之后,他自己才开始搬家。一天上午,他先将印刷宣传品所用的锡饼子装车运走,让赵峰琳在家继续收拾东西。正在这时,七、八个国民党宪兵特务闯进屋子。赵峰琳还没来得及安放表示危险的暗号,就被逮捕了。当郑天九回来准备再拿东西的时候,也被逮捕了。

郑天九和赵峰琳被捕后,先是押在北平市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第三团.因案情重大,两个月后被解往南京。

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郑天九利用随车押送的士兵精神疲惫的时候,不时地和赵小声交谈。他意识到此一去凶多吉少,但值得欣慰的是,在他的掩护下,同志们大都安全脱险.至于个人的生死安危,他早已置之度外。他对赵峰琳说:“为了大家牺牲自己是值得的!”他还不断鼓励赵峰琳,要坚贞不屈,英勇斗争,顽强地生活下去……”

一九三三年九月,郑天九和赵峰琳被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敌人认为郑天九是北平市共产党要犯,妄图从他口中搞到北平市共产党组织的情况。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郑天九威武不屈,大义凛然。敌人的企图化为泡影后,立即判处郑天九死刑,处赵峰琳有期徒刑五年。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郑天九和另外六七名共产党员一起,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八岁的郑天九同志,把宝贵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天九的妻子王玉贞,拉着他年幼的女儿郑承浩,几经漂泊,受尽熬煎。但她念念不忘共产党,不忘革命。多年来她一直精心保存着一九二五年“少年日照学会”主要成员在济南的合影,直到盼来了日照的解放。一九四二年,政府通知她郑天九同志已为党殉难,并对其母女予以安慰,还颁发了烈属证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王玉贞引荣节哀,仍按照郑天九同志的遗愿,辛勤劳作,纺花卖线,供女儿求学,培育了革命的后代。

多少年来,在郑天九烈士成长和战斗过的家乡,每年清明佳节祭扫烈士陵园时,人们肃穆地仰望着他的遗像,深深地把他怀念。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郑天九烈士战斗的一生,永远激励着日照人民在革命的征途上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