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为民 赤胆忠心

——记郑世东烈士

宁丰书 苗玉华

1928年冬，年仅17岁的郑世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联络员。他多次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日照暴动失败后，他转移到外地，脱离了组织关系。1938年，郑世东重新加入了共产党。1939年，他参与组建日照县大队，任供给主任，不幸被土顽郑萼廷部逮捕。被捕后，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他投降。他铁骨铮铮，大义凛然，怒斥凶顽，誓不投降。1939年12月20日夜，敌人将他秘密杀害于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西赵家庄子村，时年28岁。

一

郑世东，字振芳，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西邵疃村人。1911年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其父郑培芝是一个通情达理、忠厚勤劳的农民。

1919年，郑世东就读于邵疃小学。高小毕业后，转入本校园文专修班学习3年。他天资聪颖，品学兼优，颇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在北平跟随李大钊一起革命的共产党人郑培明利用探家的机会，经常到邵疃小学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向该校传递一些进步书刊。因而郑世东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进步书刊，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

1927年秋，共产党员郑天九遵照中共山东省执委指示，从外地回到家乡日照，开展农民运动。他经常到邵疃小学进行革命活动，传播马列主义。郑世东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并主动与郑天九接触。郑天九看到郑世东年纪虽轻，但处事持重老练，并有过人的胆略，便于1928年冬，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郑世东更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为了在农民中培养革命积极分子，郑天九指示他在自己家的学屋里举办了一处“农民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有郑培纯、郑培学、郑培所等20余名穷苦子弟和长工，他自任教师。当时夜校没有专用教材，他以学习《三字经》、《百家姓》、《五言杂字》等旧书为掩护，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为了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他利用上课的机会，对学员讲穷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没有政权；富人之所以富，就是因为政权在他们手里。穷人没有政权，就得祖祖辈辈受穷。还讲苏联经过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夺取了政权，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才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幸福生活。中国也要学习苏联，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有像苏联那样，穷人才能不受穷。为了启发农民学员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还讲民族英雄岳飞抗金兵、戚继光杀倭寇的故事。夜校学员在郑世东的教育引导下，都成了革命的积极分子。每逢党组织在西邵疃开会时，郑世东就组织夜校学员站岗放哨，保卫党组织的安全。后来郑培纯、郑培春等十几名夜校学员在暴动前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郑世东考入了日照县立中学，多次为党组织传送宣传品和情报，从未出过差错。他在校内尊敬进步教师，团结进步同学，因而受到师生们的欢迎。他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谈论国事。他愤世嫉俗，发表一些抨击当时黑暗社会的言论，引起许多学生的共鸣。他还经常在学校中宣传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向他们传播先进思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了“绝对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侵略军在不到三个月内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席卷全国。消息很快传到日照，郑世东心情无比激动。他向同学们说：“现在是国难当头，我们要挺身而出，开展抗日活动，坚决不当亡国奴！”并严词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发动并带领同学们上街演讲，宣传抗日，抵制日货。

1932年春，日照县立中学在共产党员郑天九的指导下成立了党支部。他们组织党员及进步师生秘密召开会议，准备发起武装暴动，推翻反动势力。郑世东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带领进步学生在日照暴动前日夜奔波，为暴动筹集武器和药品，并继续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探听敌情。

1932年10月13日晚，震惊全国的日照农民武装暴动爆发了。暴动队伍与敌人经过十几天的激战，由于准备不足，缺乏经验，终于被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下去。暴动失败后，日照国民党反动县长杨锦标派出大批军警、特务，配合地主武装，在全县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义军战士。

在县中上学的郑世东，是党组织特意安排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没有参加暴动。暴动失败后，他与县中任教的先期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李云鹤取得了联系，在李云鹤的指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在白色恐怖下，他不畏艰险，奔走于县城和暴动中心区的山字河、邵疃等村庄，指导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在当地坚持开展活动，组织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向外地转移，并筹措药品为义军战士治疗伤病。为了确保同志们的安全，他安排成永师等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监视当地一些反动分子的活动，发现异常，及时联系。李云鹤和郑世东在县城利用敌人内部的关系，探听敌情，及时通报给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1933年2月20日（旧历正月二十六）傍晚，李云鹤（原在国民党县政府任职）从敌人内部获知叛徒陆和斋（后村镇皋陆村人）向国民党县府报告了成永师、郑绍纤、郑国洪、郑全德、郑培柱、姜永宜等是共党分子，在小邵疃一带持枪活动。次日反动县长杨锦标就要派军警逮捕这些人。情况紧急，事不宜迟，李云鹤指派郑世东在当晚必须将情报及时送出去，郑世东连夜爬越城墙，一气跑到大邵疃，将情报通知了郑绍纤、郑国洪等人，使他们迅速转移了，保存了革命力量。为防止引起敌人的怀疑，郑世东不顾辛劳，连夜返回县城。

2月21日（旧历正月二七），天未破晓，反动县长杨锦标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大邵疃，逢人就抓，把抓到的人押在一个大院子里。以国民党乡长为掩护的共产党员郑培干，闻信后迅疾赶到现场。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以国民党乡长的身份对抓人的军警头目说：“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共党分子，他们都是好老百姓，我完全担保。”敌人当场又问了几个被抓来的人，他们也都说这些人中没有共党分子，最后只好把人都放了。敌人没有抓到共产党，非常懊丧。郑培干趁机向敌人告了陆和斋一个虚报罪欺骗政府。军警头目正为没抓到共产党而恼火，一听，更加暴跳如雷，命令部下到皋陆村将陆和斋抓了起来。陆和斋家里的人急忙拿出200块大洋暗暗地交给军警头目，把他赎了回来。军警头目虽将200块大洋塞进私囊，但也感到空手而归难以向上司交待。临走时，把郑国洪的父亲郑培启抓起来要带走。郑培干闯上前去说：“不要抓他，他是个老百姓，我跟你们去见县长。”敌人就把郑培干带到日照城关押起来，后因叛徒出卖被杀害。

二

随之，郑世东的活动也被敌人侦知。一天，李云鹤通过敌人内部关系得知，国民党县府在当天要逮捕他，让他立即转移。当时情况紧急，郑世东什么东西都没顾得带，也未来得及和家人说一声，就在教师和同志们的掩护下，离开了日照城。不久，李云鹤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郑世东离开日照后，经过十几天的辗转，到了江苏省连云港附近的岷山上一座破庙里住了下来。他在这里举目无亲，又加走得急匆，身上分文没带，只好到山下沿村乞讨和靠做些短工维持生活。时间长了就与当地群众混熟了，村里有办婚事的，他就主动登门给人家写婚联；遇到有办丧事的，他就为丧主写牌位和挽联。有的还求他代写书信。当地群众看他忠厚勤快，待人和气，年轻又有文化，对他也逐渐消除了戒心。他与当地群众交往甚密，并且交上了许多朋友，因此，才得以隐蔽下来。

1934年春，经人推荐，他来到墟沟小学任教师。他利用上课之便，秘密向学生们宣传进步思想，进行反帝爱国教育。他还通过家访联系群众，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他虽身在他乡，但时刻惦记家乡同志们的安全和暴动后党组织的情况。日照暴动在该地也有传闻，却打听不到当时党组织的真实消息。后来得知日照的恐怖气氛有所缓和，便辞去小学教师的职务，在1934年冬返回家乡。

回家后，郑世东多方打听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了解到郑培宣奉山东省委指示来日照重建县委被叛徒郑世果杀害，日照县再也没有党的活动，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因此，他终日忧心忡忡，惘然若失，得了一场重病。病愈后，受聘安子沟小学任教师。他认真教学，对学生像对自己兄弟一样。穷人家的学生病了，他登门看望，有的穷学生买不起钢笔，他就用自己的钱买了纸笔分发给他们。因此，深受学生和穷苦群众的尊崇。他还利用上课之便，向学生进行“三民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教育。严词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屠杀和蹂躏东北三省的同胞，继而进一步侵略全中国的罪恶行径，向他们进行反帝爱国教育。

在此期间，他父亲想供他到上海读书，学习经商，逼他辞去教师的职务。他没有去，就用他父亲给他上学的钱在石臼所与商人郑斗三合伙开了商行，并任会计。当父亲看到儿子能做生意了，心里自然高兴，也就放弃了让儿子读书深造的打算。

1938年郑世东秘密参加了抗日活动，后来重新加入了共产党。他利用当会计之便，想方设法为抗日筹集武器。一次他以去青岛办货的名义，在青岛通过关系购买了10余支短枪。就这样，他先后将1000余元的资金抽出来支援了抗日。为此，郑斗三和他分了伙，还找了他的父亲。郑世东的父亲非常气恼，将他训斥了一番，还要将他逐出家门。郑世东看到父亲在训斥他时眼含泪花，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体念父亲望子成龙的良苦用心，觉得事前没有对父亲说明道理，倍感内疚。郑世东耐心地对父亲说：“那些钱我没枉花一分，都支援了抗日工作。现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山东的济南、青岛等城市也被日军占领了，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本飞机轰炸日照的石臼所和很多集市，无辜的老百姓被炸死。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一致抗日，不然的话就得当亡国奴！不但财产保不住，而且连性命也难保。”父亲是开明的，听了儿子说的有道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1939年春，中共日照县委决定建立抗日武装，郑世东参加了组建工作。经过三四个月的筹备，日照县大队正式成立，拥有200余人，后改编为八路军二支队第三大队，郑世东任供给主任。当时正处于抗日艰苦阶段，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还没成立，抗日根据地也还没建立起来。日照县除国民党保安十六团外，杂牌军队也很多，他们都打着抗日的招牌，向当地老百姓索款要粮，又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日照以后，国民党保安十六团和一些杂牌军队与日伪勾结，经常向我军进行挑衅，制造磨擦，破坏抗日，使日照县人民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军需物资更是难以筹措的，单是部队的吃穿也很难解决。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解决部队的困难，县委书记郑子久、组织部长孙汉卿、宣传部长杨心培、统战部长刘鸿若等领导同志，把家里的衣物和钱拿出来支援部队。郑世东看到由于战士们伙食标准很低，影响了身体健康，部队的武器装备也不足，很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此，他日夜操劳，积极筹措粮款，并多次从家里拿出钱来购买军需物资。他经常教育供给人员说：“现在是抗日战争艰苦阶段，党和人民正处于困难时期，就是一两粮、一文钱、一把柴草也来之不易。军需物资是部队的命根子，爱护军需物资要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

1939年秋，天气渐冷，部队寒衣无着，县委派人到涛雒南边一个国民党收税的盐场，用武力强行征收了500块大洋的盐税，才解决了部队的棉衣问题。郑世东了解到山字河、邵疃、丁家院等村的地主存有一部分枪支弹药。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声望和旧关系，多次去那些村庄存枪的富户家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国，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武器的献出武器，支援我军抗日。通过多次宣传教育，他们献出长枪13支，子弹一部分，以及粮款等物资。他还利用小邵的郑淑厚、庄头村的吕洪喜、东湖村的刘玉民等人，用大烟土（鸦片）从国民党军队里换取了许多子弹，加强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

1939年冬，部队由炕头村移防公路（泰石公路）北开展抗日活动。郑世东暂留炕头村处理善后事宜。12月18日（旧历十一月初八）下午，郑世东办完事回部队，路经家门，顺便回家看看。不料，被本村反动分子郑淑代得知，他偷偷地报告了土顽郑萼廷部。当晚郑萼廷派他的儿子带着十几个匪徒窜到西邵疃。准备抓捕郑世东。他们冒充八路军独立营的人，来到了郑世东的家门口，郑世东忽然听到大门外有人喊他的名字，他非常警惕地提着枪来到大门口问道：“是谁？”门外有人答：“是独立营的，朱营长（朱德明）来了。”郑世东信以为真，便开了大门。他还没迈出大门外，冷不防，被突然窜进来的两个匪徒夺下了枪，郑世东意识到情况不妙，就奋力拼搏，紧接着又窜进来三四个匪徒，经过一番激烈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众匪徒捆绑起来。郑世东发觉是郑萼廷的人，他怒不可遏，大声呵斥道：“你们这伙土匪！不抗日，专与八路军作对！破坏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绝没有好下场的！”敌人连夜将郑世东押解到后村镇丁家院村，对郑世东进行刑讯。他们把郑世东吊到梁上，用子弹头划他的肋骨，用棍棒毒打，逼郑世东投降。他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但郑世东仍不屈服，并教育那个匪徒弃暗投明。他说：“共产党人死也不会投降的！我认识你，你是穷人家出身，你家祖辈受穷，共产党和八路军就是为穷苦大众打天下的。你跟着土虺（郑萼廷的外号）干土匪是没有好下场的。今天晚上你把我放了，跟着我去参加抗日军队。共产党和八路军一定会宽大你，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那匪徒对郑世东诚恳的劝说毫不理会，反而更加凶狠地对郑世东进行毒打，就这样，将郑世东一直折磨到第二天深夜，他依然志坚如钢。

当县委知道郑世东被捕的消息后，立即与郑萼廷进行交涉，对他晓以抗日大义，叫他放人。他非但不放，反而在12月19日（旧历十一月初九）深夜将伤痕累累、满身是血的郑世东押解到巨峰镇西赵家庄子。郑萼廷指示他的匪徒，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对郑世东进行折磨。将他的小腹、双目和咯吱窝等处都烧焦了。当他苏醒过来时，仍竭尽全力，严词痛斥他们这伙反共反人民的民族败类。暴徒们就用棉花塞住他的嘴，他奋力反抗，敌人又将他的双脚大筋割断，用铁丝将他的锁骨穿透，吊到梁上。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下，郑世东仍然顽强不屈，视死如归。12月20日夜间，敌人从他的颅后打进去一颗铁钉。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郑世东同志壮烈牺牲了。

郑世东同志，为国为民，赤胆忠心，在敌人的酷刑下铁骨铮铮，大义凛然。他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