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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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奔波南北 拯救中华

更新时间:2023-01-12 11:30:06点击:

奔波南北 拯救中华

一记郑培明烈士

宁丰书

郑培明,字镜秋,1899年生于山东日照县(现日照市)李家洼村。

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入狱,4月28日与革命先驱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绞杀在北平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时年2 8岁。

在青州

郑培明出身子一个农民家庭。上有双亲,下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全家人的生活靠父亲给人扛长工维持。父母望子成龙,节衣缩食,勤俭持家,全力供郑培明读书。郑培明先入村垫,后到邵疃高小读书。五四运动时,郑培明正在日照县中学读书,曾和同学们一块上街演讲,宣传爱国思想和抵制日货。

郑培明中学还没毕业,就以优异成绩考入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其父得知后异常高兴,将家里仅有的几棵树卖了,把钱全部交给郑培明带去青州。郑培明深知穷人的孩子求

学艰难,因而学习倍加刻苦,成绩颇佳。在此期间,山东的早期共产党人邓恩铭,曾多次到该校进行革命活动,推荐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团组织。郑培明受进步思想的影

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对当时反动政府对外献媚,对内残酷剥削压迫的黑暗统治极为愤恨,经常在师生中直言不讳地抨击社会的黑暗。他曾说:“必须改变社会,打倒军阀,驱逐列强,中华民族才有光明前途。”

郑培明为人公道,好管不平之事。 1922年日照县教育局为豪强所把持:他们与当地土豪郑萼廷勾结,侵吞教育经费,霸占邵疃小学的公产,引起当地群众、教师和学生的强烈愤慨。郑培明在暑假返里得知后,异常气愤。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在当地师生的支持下,带领青年找教育当局和郑萼廷讲理,当着公众的面揭发他们霸占公产的卑劣行径。豪强们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其罪行,交出公产。

在青岛

1 924年夏,郑培明毕业于青州师范。经人介绍刭青岛台东镇小学任教。当初,邓恩铭在青岛曾以该校小学教员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革命火种已播撒在该校。这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邓佑民正在该校任教,并从事工人,学生运动工作。邓佑民在与郑培明的接触中,见他思想进步,便主动和他接近,向他讲一些反帝爱国的道理。郑培明还时常跟随邓佑民到日本人开办的工厂了解情况,亲眼看到日本资本家同中国官僚相勾结,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镇压工人运动,看到工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悲惨情景,更加激起他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极大愤恨。因此,他在教学期间,经常向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教育,并走上社会,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军阀的黑暗统治。

郑培明在假期返里期间,许多进步青年都愿意接近他,听他讲反帝爱国的道理,讨论各自的理想和志向。郑培明常对他们说。 “有志青年应以国事为重。现在军阀混战,南北不统一,军阀政府对外卖国,对内实行黑暗统治。国无宁矣,则民不安也,要打倒军阀,把列强赶出中国去,削国耻,争国权,统一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在他的影响教育下,有的青年毅然离家去武汉参加了北伐军。

在济南

1925年舂,为寻求救国真理,郑培明离开青岛来到济南。经同乡早期国民党人丁惟汾的推荐,任山东省社会教育经理处总务。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山东督办是奉系军阀张宗昌,因此国民党人在济南也是秘密活动。当时国共两党的秘密联络点在大布政司街齐鲁书社。郑培明常随丁惟汾往来于此。在这里,郑培明认识了国民党人王乐平和王仲裕,后经他们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他与丁惟汾,于恩波等人共事,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不久,山东督办张宗昌下令捕戮在山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因而,郑培明等人的活动经常处在暗探的监视下。身处险 境,郑培明毫不畏惧,经常乔装打扮,与敌周旋。积极奔走在学校、工厂,进行革命宣传,联络进步人士,发动工人,学生反对军阀统治;协助丁惟汾发展了许多国民党员,壮大了民主革命力量。但是,他的活动也被敌人侦知。敌人处处监视追捕他,郑培明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北京

为摆脱险境,丁惟汾介绍郑培明到北京,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会计干事,兼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委员。当时,李大钊负责北方国共两党的领导工作,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就在一起办公。这样,郑培明有机会与革命先驱李大钊接触,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当时,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领导北京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郑培明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为开展群众运动做了许多组织和发动工作。他自己也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消息传到北京,全城沸腾,群情激愤。在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北京人民连续三次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和集会。与会者悲愤交集,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援助被害同胞! ”“救国救民坚持到底!”等口号。郑培明积极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他亲自带领工人,学生游行演讲,愤怒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号召抵制英货,日货,散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传单,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参与组织“沪案雪耻会”,带头捐款,支援在“五卅”惨案中蒙难者的亲属。

“五卅”惨案后,李大钊在北京发动了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的革命运动。这时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林森等正在北京,他们表面上表示赞成革命运动,却在暗中唆使北京的一些右派团体向段祺瑞政府告密,破坏革命运动。邹鲁,林森等在北京召开了“西山会议”,通过了反共议案,宣布取消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他们还在北京组织了地方伪党部,以此来破坏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级党组织,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紧密合作,团结中间力量,向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此期间,郑培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决定,积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之中。他深入学校,工厂和社会团体,向工人,学生、进步人士等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露国民党右派分子分裂,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和他们投靠反动军阀,献媚帝国主义、破坏革命的罪恶勾当。从而教育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团结和争取了国民党左派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

1926年3月1 4日,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组织领导30万群众在北京举行了国民反日大会,强烈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郑培明参加了大会,并带头高呼反帝等口号。

3月1 8曰,各学校团体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立即驳斥各国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不准日本军舰带奉军进大沽口,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北京。当天,各学校团体分成两路分头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国民党反动政府竟然派出军警,用刺刀刺伤请愿群众数人。郑培明首当其冲,痛斥了反动政府屠杀群众献媚帝国主义的罪行。

3月18日,有十余万群众,二百多个社会团体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等决议。与会者个个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会后又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前往政府请愿,郑培明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当请愿的群众进入段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时,守卫突然封闭了广场上仅有的两个出口,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反动政府悍然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抢射击,并用马刀、刺刀砍杀请愿群众。广场上顿时血溅满地,尸体纵横,当场有47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二百余人受伤,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在这场斗争中,郑培明奋勇当先,同军警展开搏斗,敌人击中了他的颈部和足部,他身负重伤被群众抢救脱险。

“三一八”惨案的当天晚上,李大钊领导召开了北京党,团区委联席会议。决定要把斗争坚持到底,组织慰问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进一步揭露段祺瑞政府卖国本质。第二天北京各学校都停止了上课,有许多学校为死难烈士举行了追悼会。3月23日北京市总工会,学联等团体又在北大举行了追悼大会。郑培明虽伤创未愈,却不顾伤痛,积极组织这些活动。

“三一八”惨案后,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北方区党、团组织暂时转入了地下活动。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

1926年4月9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进北京,赶走了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寇的支持下,随即入关,国民军被迫退守南口,奉军占领了京津一带。

奉系军阀入关后,加紧了对革命者的迫害,京津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当时蒙古是军阀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派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去蒙古,加强蒙古的革命骨干力量,领导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声援京津的革命斗争。当时郑培明也被派往蒙古。

1926年夏,北伐军取得了伟大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为了加强北伐军的力量,争取北伐早日胜利,中共北方区党委派遣了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参加北伐军。郑培明也被派往广州参加北伐,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译电专员。不久,郑培明又奉命回到北京,任国民政府北方交通局北京总机关部会计主任,兼北方交通局总务科长。后因事务繁忙,不能兼顾,便辞去会计主任。专任总务科长职务。

永 别

郑培明自从离开青岛后,从未向家里寄过钱,父母也很少接到他的来信。郑培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日辄迁徙,无定居之处。全家人为他忧虑不安,他的妻子更是终日忧心忡忡。

1926年夏,郑培明由广州回北京,顺便返里省亲,全家十分高兴。年迈的父亲希望家庭的重担从此由长子培明来挑。妻子更是喜出望外,希望从此永不分离。可已经受了革命洗礼的郑培明,早已无暇顾及家庭和个人的安危。他对父母说; “我这次回来看看父母,住几天我还得去北京,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

父亲听后十分不悦地说: “你在外边到底干了些什么事?你知道咱家穷,我是累死累活供你上学,为的什么?万没想到白供你上了学,你一分钱没捎来家,一分地没置下,你老婆孩子还靠我来养活。”听了父亲的这一番话,看到父亲说到伤心处老泪纵横,郑培明也不山得潸然泪下。他对父亲说:“我知道父亲为我受了不少苦,我怎能不心疼,可是,在这个社会里还有更多的人家比咱还苦。我在外边干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为了穷人不受苦才干的。现在洋人侵略中国,中国的军阀欺压老百姓。在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时候,有多少有志青年舍家离业,走上救国道路,有国才有家,我怎能只想自家,不管国家呢?”父亲感到儿子的话有道理,也就不再难为他了。

郑培明1 8岁结婚,9年多来同妻子在一起度过的时间仅有几个月。在他这次回家的前一个月,4岁的儿子因病死去。妻子悲痛欲绝,满腹的难言之苦涌上心头,多么想对丈夫倾诉一番,痛哭一场。可她没想到,盼回来的亲人,没有把父母妻儿放在心上。当郑培明启程去北京时,妻子哭泣着说:“咱俩都是27岁的人了,现只有这么一个闺女,人还有几时的年轻,这次走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难道你就不想再要个男孩!到那时我死了也不怨!”听了妻子的活,郑培明十分内疚,他安慰妻子道:“你的苦处不说我也知道,我并非不心疼你,是为了革命顾不上你,我在外边没做对不起你的事,你暂时先委屈点。等革命成功了,我把你娘俩接去,咱们永远在一起。”

人非草木,焉能无情。郑培明怎能忘记父母恩,手足情和妻子儿女之爱。但为了革命,他弃情割爱,同家人挥泪告别。然而,他的全家万没想到这次竟是生死的诀别。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及京师警察厅,出动了数百名宪兵、臀察和便衣特务,在北京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师生。李大钊等200余人被捕,郑培明也未能幸

免。

郑培明身陷囹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同革命先驱李大钊等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

郑培明惨遭绞杀后,为了缅怀烈士,慰藉烈士亲属,一些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中,辗转努力,于1929年将郑培明烈士的灵柩迁回其故乡日照安葬。

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指引下,郑培明由一个朴素的爱国者,成长为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为缅怀先烈,北京香山李大钊烈士陵墓的碑文上,镌刻着郑培明的英名。华东和日照烈

士陵园,也陈列着他的革命事迹,供后人学习和瞻仰。

(本文原载《日照英烈》第一辑,编入本书时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