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党的先驱

——刘仲莹

黄仲华

刘仲莹，原名刘盛玉，曾化名李济安、范明生。一九一一年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县鹁鸽楼村（现属莱芜县牛泉乡）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兼商业资本家的家庭里。其父刘永仁系资本家，在口镇经商，但表现开明，富有正义感，因而成为莱芜县较有名望的人物。军阀混战时，他为防匪制作土炸药，不慎被炸身亡。从此，商店倒闭，家庭开始破落。

刘仲莹自幼勤奋好学、追求进步。在县中读书时，他曾带头罢课，领导闹学潮，反对腐败的教育当局。县中毕业后，一九二八年考入济南省立高中。在校期间，他不仅认真学习功课，而且还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以及鲁迅先生的一些著作。每逢放假时，他还带回家去阅读。为防止出事，他把这些书籍存放在我家，由我代为收藏。刘仲莹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道理，而且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同学们宣传、讲解。

一九三○年上半年，刘仲莹在济南省立高中读书期间，适逢胡也频到该校任教。胡也频是进步作家，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革命者，他对刘仲莹的影响很大，而且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研讨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语言。同年五月，胡也频的革命举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企图逮捕他，因而他被迫离济去上海。这时，刘仲莹还差一年就要高中毕业，可他为了追随胡也频投身革命，就当机立断，立即退学。在胡也频走后不久，他随后就到了上海，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到上海后，刘仲莹一边到复旦大学当旁听生，一边在闸北区积极组织罢课斗争，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三○年下半年，刘仲莹由胡也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由于他暴露了目标，于同年底被派回山东。他和中共山东省委、泰安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后，又受组织委托回到莱芜老家鹁鸽楼村，负责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刘仲莹一回到老家，便积极主动地接近贫苦农民，向青壮年们谈论国民党的腐朽反动，宣传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还告诉大家，中国也有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并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主张和政策向广大农民作通俗易懂的讲解。特别是向广大群众介绍共产党和红军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讲述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传播革命的新思想。由于刘仲莹热情的宣传，使当地人民群众的觉悟很快提高。在这种基础上，刘仲莹开始了建党工作。

这一年冬天，他首先在鹁鸽楼村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并正式成立了由三人组成的莱芜县第一个地下党小组，刘仲莹担任组长。

一九三一年三月，又成立了中共莱芜特别支部，刘仲莹任支部书记，窦秉坤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特别支部建立后，到同年冬已发展了一定数量的党员，并建立了十余个基层党支部。

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扩大、发展党的组织，经山东省委批准，于一九三二年春节期间，成立了中共莱芜县委。成立大会是在鹁鸽楼村东南大峪和尚洞里召开的。刘仲莹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韩玉超、黄仲华、毕指南等十几名党员，省委派张特派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刘仲莹汇报了中共莱芜县特支建立后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开展活动的情况。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莱芜县委，选举刘仲莹为县委书记，黄仲华、毕指南为委员。这就是中共莱芜第一届县委会。

在创建和领导莱芜党组织的工作中，刘仲莹始终站在第一线。他不避艰难险阻，不畏强暴，不惜个人的牺牲，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为党的事业东奔西走。一九三一年，他曾经友人介绍，到莱芜寨里高小当过教员。在课堂上，他讲反帝反封建，讲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深受农村学生们的欢迎。但教育当局向他发出了警告，不准他在课堂上讲这些道理。但他始终不屈从反动当局的警告与威胁。他责问校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有什么不对？救国救民的道理为什么不能讲？在他的严词责问下，校方无言可对。然而反动当局竟以辞退相威胁。这一手并没有压倒刘仲莹，他宁愿不教书，也决不动摇宣传救国救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就这样，他当了不到一个月的教师，便离开了学校。

刘仲莹因其家庭逐渐破落，经济上越来越困难。于是，他卖掉了在口镇的一套住房，随后又把老家的大部分土地也卖掉，用作革命事业的活动经费和生活费用。他有两个姐夫，一个是大地主，一个是大资本家，都是远近有名的富翁，但他却从不向他们乞求。他母亲曾劝他去姐夫家借钱，他回答说：“地主、资本家的钱是剥削来的，宁可不吃饭，也不用他们的钱”。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莱芜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以刘仲莹为书记的县委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失地”、“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标语贴遍全县，抗日反蒋、收复失地的呼声越来越高。刘仲莹还组织了“莱芜抗敌后援会”，以我党为核心，广泛吸收青年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参加，积极进行募捐，支援前方抗日部队。

一九三二年，刘仲莹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改造旧农会为新农会的斗争。莱芜县旧农会，原为国民党所把持，根本不是为劳动人民办事的机构，而是国民党欺骗群众、控制农民的工具。为此，刘仲莹遂派人打入该农会，展开工作。不久，该农会经过一番筹划，通过各种关系，推举了几名党员为县农会的主要领导人，从组织上掌握了县农会的领导权。随之，各基层农会组织也就被我们所掌握。这一斗争的胜利，使我们党深入开展工作，改造和发展基层政权，有了合法的组织形式；对我们党联系广大群众、开展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三年春，在刘仲莹的组织和领导下，全县还开展了一场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当时，莱芜县政府财政局长毕华桥（莱芜地主豪绅的代表人物）勾结反动政府官员，大肆贪污盗窃、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广大群众，包括中上层进步人士都恨透了他。于是，刘仲莹在莱芜县城北矿山子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开展全县群众反对毕华桥的斗争问题。刘仲莹在这扬斗争中，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广泛团结吸收各界人士参加，成立了清查毕华桥贪赃枉法的“清算委员会”。把毕华桥这个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赶下了政治舞台，鼓舞了人民群众，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

随着这一斗争的胜利，在莱芜县委的领导下，各种进步群众组织，如贫民团、雇工会、短工会、手工会、妇女会等，纷纷成立起来，领导雇工和手工业工人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罢工、罢市斗争，领导贫苦农民开展了抗租、吃坡和抗税斗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统治阶级的反动气焰，部分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这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也使人们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跟着共产党走，就会得到解放。

一九三三年前后，莱芜县委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大群众和各阶层进步人士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刘仲莹号召广大党员带头不买日货，并组织大家到各个城镇、集市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说服商店不要出售日货，还在交通要道上设立检查哨，防止奸商运销日货。有一次，流动哨查获了亓海阁为日本人所购买正准备运走的三百担蚕茧。亓海阁，曾任莱芜县教育局长，和刘仲莹拜过干兄弟。但刘仲莹不徇私情将其三百担蚕茧全部没收，博得了各界的好评和支持。

莱芜的党组织从建立时起，便以鹁鸽楼村为中心，时间久了，难免有所暴露。为安全起见，就逐渐转移到县农民协会。但农会在县城，也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为此，刘仲莹召开县委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针对敌人的严密监视和疯狂搜捕，提出釆取分散、隐蔽、多点联系方法，以防万一。

在他的提议下，县委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在莱芜鲁西镇租借房屋，以开设“文成书店”作掩护，设立了秘密联络站，成为莱芜县委的又一个活动中心。“文成书店”为莱芜县党的活动和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临时省委和不少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和威胁。当时，宋鸣时曾带领敌人到莱芜去逮捕共产党员，刘仲莹成为敌人搜捕的主要对象。

一天上午，刘仲莹、窦秉坤正在鹁鸽楼开会。中午时分，当我们正在听取城南峰崖村党员亓怀忠汇报工作时，国民党莱芜县党部工友马润田突然骑着自行车来到鹁鸽楼小学，说是通知县“放足委员会”的王兰芬、王兰蕙回县开会。马润田的出现，引起刘仲莹的怀疑。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转移，敌人就进村了。原来敌人早已在村外等着，先派马润田进村侦察情况，随后他们就跟上来了。敌人刚走到学校门口时，刘仲莹就完全明白了。他轻声对大家说：“来了捕共队，注意！”然后，他又机智地大声对我说：“仲华，你快去请吴保长来，客人来了，会先不要开了。”我领会他的意思，是让我先出去。我就边答应着边向外走。刘仲莹也一边和别人说着去请乡长来招待客人的话，一边向校门走去。当我们两人沉着地混出校门后，刘仲莹看到有些老百姓在乘凉，就关心地对他们说：“捕共队来了，你们赶快走开；要不，敌人会找你们的麻烦！”我们二人走出半里路时，刘仲莹突然发现他的衬衫忘在学校里，口袋里还有一封机密文件，如果被敌人发现，不仅会暴露党的机密，而且要危及窦、亓两人的生命安全。为此，他坚持要自己回去取。我感到他是县委书记，关系重大，不能回去，我是农民，敌人不易怀疑我，我去问题不大。于是，我便光着膀子，又混进学堂，把刘仲莹的衬衫披在肩上带出来了。窦、亓两人也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追捕逃往他乡。刘仲莹脱险后仍冒着极大的危险留下来坚持隐蔽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夏季，刘仲莹建议县委印发材料，宣传党的政策，教育人民群众，并亲自动笔写了《告全县同胞书》，宣传党的性质、方针和政策，号召全县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还阐述了劳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道理。《告全县同胞书》印刷后，在一个晚上就张贴并撒遍了全县城镇、交通要道和煤矿，它震动了全县，大大地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给全县人民以很大的鼓舞，给反动派以严重的警告和打击。

在中共山东省委遭受破坏，莱芜党组织和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刘仲莹一方面坚持党的工作，领导县委独立战斗；另一方面，他千方百计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年都要出去几次，到济南、北京、青岛、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有的城市他竟去过多次。为了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他历尽艰辛，跑遍了大江南北。在异常艰难的日子里，莱芜地下党没有一点经费来源，刘仲莹外出全靠变卖家产作盘费，他从没考虑个人家庭的得失。

一九三四年秋，刘仲莹在济南寻找上级党组织时，被特务盯上了，在济南图书馆被捕。莱芜党组织托国民党莱芜县党部常委尚立斋（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从中斡旋，保释出狱。刘仲莹获释后，又继续寻找上级党组织。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中共莱芜县委代理书记刘伯戈（原名刘振策）和县委委员周茂森（又名周灿林）在济南叛变投敌。十月二十九日，周、刘和宋鸣时三个叛徒带领国民党军百余人到莱芜进行大搜捕，主要目标又是刘仲莹。但敌人在从泰安去莱芜城途中逮捕冶和村支部书记潘德和时，潘德和机智地逃脱，并及时给刘仲莹报了信。刘仲莹马上作了妥善的安排，县委才幸免于难。但周、刘的叛变给莱芜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县委大部分领导人外出隐蔽，只剩下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几个人在坚持工作。

在这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刘仲莹毫不妥协。他秘密深入基层，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整顿党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又把全县各地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了。经过这次事变，莱芜党经受了一次大考验，在组织上更加纯洁了。在刘仲莹的领导下，又朝气蓬勃地投入了战斗。

一九三五年冬，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同志来到莱芜县鹁鸽楼村。他在刘仲莹家住了近二十天。赵健民、刘仲莹和大家共同讨论了自从一九三三年夏宋鸣时叛变以后，全省党组织缺乏统一领导机构的问题，特别是组织中共山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问题。经过研究，在鹁鸽楼村北庙子沟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共山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为党的全省领导机关；刘仲莹任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黄仲华任农民部长。在刘仲莹和赵健民的主持下，还讨论了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与恢复整顿各级地方党组织的办法，以及今后开展党的活动与临时工委几个负责人的分工等问题。

会后，刘仲莹身负重任，为恢复被破坏了的山东党组织，他耗费着大量的心血。这时，他在经济上已经困窘到实在不能再维持下去的程度，就把莱芜口镇的住房全部卖掉，全家搬回鹁鸽楼老家去住。在这样的困境下，他仍然不动摇，不退缩，尽力克服困难，为寻找上级党组织而四处奔走不息。

一九三五年末，赵健民在濮县徐庄见到了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向他汇报了山东党组织自一九三三年遭破坏后恢复及发展的情况，请求上级派人来山东。黎玉表示将山东党的情况报告北方局。至此，山东党组织终于和上级党代表取得了联系。

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央北方局派黎玉来山东恢复省委。五月，山东省委重新成立。同年秋，山东省委为了防止叛徒刘伯戈对莱芜党组织的进一步破坏，便调刘仲莹到鲁西北特委去工作。到那里以后，他化名李济安，也叫范明生，人们都称他“老范”。当时，他主要活动在聊城一带。由于他夜以继日地操劳，再加上生活艰苦，得了肝病，肝脏肿大腹水。组织上几次劝他休息，他都谢绝了，坚持带病为党工作。

有一次，他回到鹁鸽楼村老家，开始吐血了，饮食也难进口。大家见此情景都很难过，纷纷劝他休息、治疗。他却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党工作。”住了不几天，他就返回鲁西北去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刘仲莹病危。组织上派专人把他送到济南，改名换姓，通过关系送进了齐鲁医院。两天后，实行放水治疗。但因病情过重已无法挽救，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逝世。时年仅二十七岁。

刘仲莹去世后，组织上派人同其家人一起，将他的遗体运回莱芜鹁鸽楼村，安葬在村南的刘家祖茔里。

刘仲莹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贡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高贵品质，将永远激励着人民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