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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贞为国舍生取义——记刘振民烈士

更新时间:2022-06-13 11:34:21点击:

忠贞为国舍生取义

——记刘振民烈士

吕忠全 王守惠

“大雪飘飘在天空,胶东正在闹暴动……失败开出胜利路,革命一定能成功!”这是刘振民烈士在“一一·四”暴动失败以后,为增强战士同敌人血战到底的信心和勇气,奋笔写下的一首歌词。

刘振民是文登县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曾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在豺狼横行的30年代,他为宣传发动农民进行斗争,为文登、荣成等县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开辟昆嵛山革命根据地,领导胶东“一一四”暴动以及为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建设和壮大,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一位农民革命活动家。

刘振民,代号水子,1900年5月出生在文登县大界石村户贫农家庭里。他6岁丧母,其父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他不得不依附叔父生活,饱尝凄凉伶仃之苦。

1921年,刘振民辍学在家里开了一个本小利微的文具店,因军阀盘剥,生计日趋艰窘,遂生反抗之心。1932年4月,文登县老二区农民协会(原为国民党文登县党部所组纵)在福寿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推举刘振民为区农民协会干事。从此他奔走于农民群众之中,对农民群众的疾苦了解得更为深切。他常常怅恨暗思:国民党政治腐败,捐税这么重,农民怎么活下去呢?要把穷人组织起来同他们斗争!

1930年代初,文登二区人民不仅深受国民党政府的压榨和地主、髙利贷者的盘剥,还倍受猖獗的兵匪之苦,生活濒于绝境。在这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里,刘振民怒火满腔,经常以农民协会宣传干事的身份,走村串户,组织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在刘振民的鼓动联络下,反对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斗争在二区迅速兴起,并很快波及汪疃集和邻近山区的葛家集,使税狗子在这地区成了过街老鼠。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界石锤、汪疃打,走到葛家税务垮”。反捐税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教育和鼓舞了饥寒交迫的农民,群众斗争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有一次,县公安局的警察打了农民协会在文城开办的“民生饭店”的负责人,刘振民等在二区组织了四五百农协会员到国民党文登县政府请愿他们在县政府大院和衙门前坚持了一整天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县公安局长当众赔礼道歉。

1932年5月,中共党员曹云章由文登五区吴家小学转到鞠家庄小学,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刘振民因走村串校卖文具与曹结识后,常应邀闲谈,遂成知己。二人有时悲愤地倾诉着阶级压迫的苦难,谈及官逼民反的历史,有时议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黑暗,怒骂反动势力。在曹云章的启发诱导下刘振民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得出了“要救穷人、救中国,非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不可”的结论。是年7月,他经曹云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刘振民,有了明确的革命方向。他非常兴奋,心中滋生无限感慨,在自己照片下自题:“得入学校,虽知识见进步,而痛苦加增;继登商场,曾受3次之败,连遭10年之折磨,而今思之泪坠,触之心酸。现观前途,以觉曙光稽放,顺境将来,30年悲剧,将告闭幕。”

刘振民入党后,为革命日夜奔波。初期,他利用卖文具的职业和农民协会宣传干事的身份,走村串校四处活动,广泛结交进步教师、学生并积极慎重地在农民协会中发展党员。他先后介绍了于绍先、刘敬先、夏振恒、刘元刚、张元信、赵洪宾、马焕章等人入党。由于刘振民等在农民协会里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大力发展党员的组织,这年年底,二区的农民协会已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

1933年初,二区的农民协会在汪疃村召开代表会,村内村外遍设农民纠察队,国民党文登县县党部派员参加,被拒之村外。

二区以农民协会为组织形式的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为我党在这里的早期活动和革命斗争,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党的组织也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倪家产、界石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在西院下、场东、栏木沟、大产、阎家泊子、南截山、石头河等村建立了党小组,共有党员40余名。鉴于二区地处昆嵛山区的重要地理位置和党组织的发展状况,同年春,胶东特委指示成立二区区委,刘振民任书记。

在胶东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刘振民倾尽全部心血夜以继日地奋发工作。他或借卖文具的职业,或以农民协会宣传干事的身份,或作行医卖药的郎中,或乘收放绣花货之机,四处活动,加快党组织的发展。他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编写了《穷人没法过》、《妇女歌》、《反捐税歌》等歌词,用“苏武牧羊”一类民间易学的曲调教劳苦群众广为传唱,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此外,刘振民还根据其他党员的职业、特长和社会关系等具体情况,以办拳房、家门里(宗教组织)、经互会、妇女会等多种形式和探亲访友的名义物色培养对象,壮大党的队伍,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二区党组织的迅速发展,使党的活动范围也逐步扩大。东到文(登)、荣(成)边境,西至牟(平)、海(阳)一带,在文登南部的南廒、神格庄等地,石岛方向的槎山、山西头、大庄头,西部的扁担于及牟平、海阳一些地方,都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站,在东海地区的广阔沃土上,撒下了党的种子。刘振民还有计划地派人打进国民党的乡公所和联庄会,一方面了解敌人的情况,一方面尽可能的掌握武装。当时该区有些乡公所和联庄会,实际上我们说了算。在家产、栏木沟、西院下,长夼店子、柏家庄一带,由于党组织的力量强大,群众基础好,党的活动已近于半公开状态,被我上级的同志誉为“小苏区”。宋竹庭同志回忆当时情况时说:“那时,我受团山东工委派遣,到胶东视察工作,见到文登二区的群众基础很好,革命积极性很高。为了掩护我们,有的新婚夫妇,情愿把新房让给我们住,所以我们内部称这里是‘小苏区’。”1934年10月,在胶东特委的主持下,文登县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在文登二区栏木沟村举行扩大会议,组建了中共文登县委,杨岫庭任书记,刘振民、邹恒禄任委员。1934年2月和1935年1月,两届胶东特委都在文登老二区建立,刘振民均为特委委员。

1935年,胶东特委领导了震撼胶东大地的“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刘振民是这次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是年春,刘振民奉胶东特委指示,多次以行医卖药为掩护到荣成巡视工作,指导建立了石岛党支部和新亚药店联络站,为“一一·四”暴动奠定了基础。

同年夏,胶东特委在文登老二区的院下西山、张格庄、东山石窝子和沟于家多次召开党的会议,为暴动作思想、组织和物资准备。暴动分两路,文登、荣城为东路,牟平、海阳为西路。张连珠和刘振民分工负责东路。东路暴动队伍编了三个大队,刘振民兼任第三大队(特委直属大队,又称特务大队)政委。

刘振民按照特委的统一部署,以战斗的姿态紧张地工作着,他和特委书记张连珠两次到荣成召开会议,进行暴动的组织发动,为了统一思想,坚定暴动的信心,刘振民和特委派到荣成帮助工作的王良壁等,先后在黄山北寨子后,东山干占小学和龙山后毕信周的书店里,召开全县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及参加暴动的骨干会议,宣讲暴动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刘振民根据荣成党员数量少的实际情况,在暴动前夕,抓紧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大量吸收群众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为暴动充实了中坚力量。

暴动开始后,东路队伍确定进攻石岛,夺取武器。按照约定,刘振民先去石岛联络,他的主要任务是:一是通知文、荣边的槎山一带人员作好准备,暂时按兵不动,届时在于得水带队去石岛的路上随行东进;二是传达特委“一一四”暴动的决定,组织好进攻石岛的外线配合和内线接应。农历十一月三日,刘振民在荣成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和联络之后,趁夜幕初落,再次机警地潜入石岛镇。不料情况突变,到各处联络,都没能接上头;石岛的敌人增哨加岗戒备森严。他被迫退出,在城南一土地庙里隐蔽,焦虑地等待着第三大队的到来。

是夜9点钟,于得水带队兼程按时赶到。刘振民正在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突然听到两声击掌,知道第三大队已到。刘振民和于得水碰头后,当即决定:马上回头西返,去袭击人和镇公所和鹊岛盐务局的敌人,沿途再收缴黄山敌区公所和宋村盐务局的枪支,然后去和一、二大队会合。

为了避免敌人发现目标,在约定了集合地点、时间和信号后,刘振民带大队翻山越岭走小路,于得水带着9个人化装走大路,两路直奔人和集。当刘振民带队到达时,于得水等已出敌不意地收缴了人和镇敌区公所的枪支、弹药。此时,旭日东升,刘振民即命队员撑起“抗日救国人民自卫军”的鲜红大旗,组织队员在街头宣传,还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租息和苛捐杂税”、“打土豪,分田地”、“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等红绿标语贴遍大街小巷。人和集的群众,奔走相告,涌到大街,惊奇地倾听着革命战士的宣讲,有的青年自动地加入了暴动队伍。

兵贵神速。刘振民、于得水等在人和镇作了短暂的宣传后,即率队直捣鹊岛盐务局和黄山、高村区公所,敌人皆闻风而逃,队伍边行进边收缴逃跑敌人丢下的武器,当队伍行进到张家埠村南时,猝遇鹊岛盐务局的逃敌。待相距100米左右时,战士们端着枪猛冲上去,随着“举起手来”的高喊声,几十个敌兵一齐跪在地上,吓得直抖。趁战士收缴武器之机,刘振民向敌兵进行教育:“我们是共产党,不要怕,我们是为穷人服务的,你们不要再替官府欺压穷人……”走时,还给发他们一些宣传品。

按原定计划,第三大队在农历十一月三日夜打下石岛后,四日上午返回文登孔格庄,与一、二大队合。但因石岛敌情有变三大队指战员一路转战,两天一夜跋涉300多里,四日晚9时许,才摸黑赶到。这时,一、二大队因久候不见第三大队,已离开此地,只有特委书记张连珠还在这里焦急地等待着。

刘振民、于得水将上述经过向特委书记张连珠作了扼要汇报。张连珠一边赞扬了他们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面分析了敌情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形势。这时,战士丛老虎报告了清点人员和武器的情况:现共有100多人,长短枪56枝,子弹2500余发,还有部分大刀和土枪。张连珠让于得水带队到南廒、东圈一带活动,他与刘振民等去追赶一、二大队。

“一一·四”暴动像一声春雷震撼了胶东大地,动摇了国民党政府和土豪劣绅的统治,唤醒了胶东劳苦大众。但这次暴动因遭国民党军阀的镇压而失败。特委书记张连珠和其他领导人曹云章、程伦、丁树杰等在这场阶级大搏斗中壮烈牺牲。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通缉、追捕、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振民矢志不渝、百折不挠。为鼓舞活下来的同志同敌人血战到底的信心和勇气,他怀着满腔愤怒和必胜的信念,奋笔写下了这样一首歌

大雪飘飘在天空,

胶东正在闹暴动。

官府布置清乡团,

军阀下令向我攻。

机枪扫,大炮轰,

多少烈士流血红。

失败开出胜利路,

革命一定能成功。

这歌词如战斗的号角,激励着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同仇敌忾,与敌人进行殊死斗争。

刘振民、于得水、邹恒禄、王亮等,带领着“一一·四”暴动的部分队员,进驻昆嵛山,建立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他们采取分散与集中、秘密与公开的方法,用虚虚实实,声东击西的战术,在二、三区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下,反清剿、反欺骗、反自首,纵横穿插,打狗斩蛇,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只有30多人的游击队,牵着前来“清剿”的反动武装到处乱窜,疲于奔波,吓得地方反动势力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恢复和加强党组织的建设,提高游击队员的政治、军事素质,以便坚持长期斗争,在刘振民的主持下,于1936年4月在昆嵛山东坡山腰的“老蜂窝”山洞里举办了训练班,对部分干部和游击队员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在训练班里,刘振民主讲政治,于得水主讲军事,主要学习中共中央印发的《俄罗斯革命的经验》和《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等材料,并结合“一一四”暴动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情况进行讨论。训练班的生活十分艰苦,纪律也很严格,但大家都很乐观。休息时,刘振民就领着大家小声唱《中华民族危亡在眼前》和《大雪飘飘在天空》等歌曲。训练班虽因后来道到敌人的破坏只举办了两期,但它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5月,刘振民去延安学习,并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会上,他还被中共华北局领导推荐,作了以“暴动”、“农民斗争”、“妇女运动”为内容的发言,受到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代表们的赞许。

1937年11月,刘振民自延安返回山东,受省委黎玉同志派遣,回到胶东。到胶东后,特委书记理琪把他安排在“三军”司令部里工作。

1938年2月,海阳县委书记刘仲益向特委报告;“反共不抗战的东村民团,有50多支枪。他们每天徒手出操,应乘机缴下来作抗战之用。请特委派人来指导这一行动。”刘振民得知后,自告奋勇,当即和王政安一道去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到达海阳县所在地夏泽村后,与县委共同研究了下枪的问题。但因前去的农民队员缺乏战斗经验,在返回途中,枪支又被追敌夺回。

此举失败后,王政安即返胶东特委汇报。这时,刘振民在海阳听说,国民党地方武装韩炳宸部从青岛崂山拉出来,有抗日之意。刘振民觉得机不可失,即以“三军”代表的身份,带着自备的“三军”介绍信,在海阳县委组织部长李桂岩和两名青年的陪同下,前往驻即墨县韩炳宸部进行统战工作,结果被韩设计扣押。在押期间,刘振民虽身遭酷刑,但宁死不屈。这期间,海阳县委和胶东特委曾多方设法营救,但终因韩炳宸怀疑刘振民有“瓦解”其部队之意,于1938年4月将其杀害。临刑前,刘振民从容镇定,慷慨陈词,一再向韩部讲明抗日的形势,伸张团结抗日的大义,许多士兵为其凛然正气所动,感叹不已。

刘振民同志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8岁。他光辉的名字和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