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5-23 11:39:01点击:
为公忘私 为国忘家
——李思孝烈士光辉的一生
夏津县民政局
李思孝,字慕先,曾用名李焕章、李少农,1905年6月6日生于山东省夏津县城西紧傍运河的珠泉屯(现属郑保屯镇),家有二百多亩土地,是当地的富户。他自幼读书。1925年第一次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夏津县最早的党员。先后担任过河南省长葛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等职。1942年,他在河南省杞县做一支土匪队伍的策反收编工作时,惨遭杀害,时年37岁。
1920年,李思孝考入设在珠泉屯的县第二高等学校。他受进步教师任华一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中国少年》、《曙光》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对自己的剥削阶级的家庭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1923年秋,李思孝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他与同班的臧克家、邓光明、范心吾等同学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探讨革命理论。他们还集资购买了一台油印机,藏匿在李思孝的床下,秘密刻印和张贴宣传马列主义的材料和传单。1925年,李思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下半年,李思孝介绍东昌(现聊城)省立三师的学生、临清籍的张廷焕和夏津籍的李建华、刘维鲁加入了共产党。介绍夏津籍济南济美中学学生张立忠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李思孝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后来他又托人花钱入齐鲁大学就读。同年暑假回乡期间,他与李建华、刘维鲁和在省立三师担任团支部书记的晋驼等秘密筹划之后,在珠泉屯建立了党、团支部,由他介绍入党的李东旭任党支部书记,李启庸任团支部书记。在太平庄建立了团支部,本村的晋驼任支部书记。
党、团组织建立后,领导党、团员有组织的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李思孝的宣传深入浅出,富有鼓动性,听过他宣传的群众纷纷议论:“思孝的话,句句说到了咱穷人的心坎上。”
按当地习惯,地主老财家的长工,早、晚吃粗粮,中午吃细粮。这年麦收不久,太平庄的地主老财借口小麦歉收,只给长工吃粗粮,引起了长工强烈不满。李思孝和晋驼把握时机,秘密串联长工,提出了改善生活的条件。地主老财不答应,他就和晋驼鼓动长工辞工。全村有30多名长工扛起行李,结队同行。地主老财心急如焚,亲自追回长工赔礼道歉。长工罢工的胜利,在周围村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使群众认识到:人心齐,泰山移,只有组织起来,地主老财也害怕穷人。
珠泉屯村村长李绶先依仗自家豪富,又与乡长、区长有交情,因而横行乡里,经常无故凌辱本村和邻村的穷苦群众。为了不让贫苦农民在他家的地里拾棉桃,他自立土规矩:在他地里的棉桃未摘之前,任何人不得拔自家的棉柴。群众对此强烈不满。李思孝抓住这一触即发的时机,挺身而出,以党团员为骨干,发起了反霸斗争。一天,他带领群众,手持铁锨、镰刀,敲锣打鼓地闯入李绶先的宅院。吓得李绶先一家东藏西躲,最后,迫使李绶先亲自出面向群众鞠躬作揖,答应去消禁令,方才罢休。李绶先威风扫地,扬言与李思孝不共戴天。李思孝的祖父、伯父和父亲,也训斥他做得太绝情,他回答:“犯众怒之人,理应受到惩罚!”穷苦群众都交口称赞:“甭看思孝是财主家的人,处处和咱穷人一条心。”
珠泉屯一带罢工、反霸反抗捐抗税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使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员如坐针毡。为了镇压群众,一天,县长谢锡文亲临珠泉屯召集群众训话,说:“夏津百姓不得安居乐业,主要是刁民、土匪兴风作乱,大家务必精诚团结,惩治愚顽,协力剿匪……”在场就座的李思孝拍案而起,声严厉色地当即驳斥:“如今是苛政猛于虎,官吏恶似狼!百姓度日艰难,逼上梁山,根源是政府腐败!”谢锡文瞠目结舌,且慑服李思孝在当地的威望,未敢大发淫威。村里的群众怕将事态扩大,簇拥着李思孝出了会场。谢锡文也只好草草收兵。
1928年春,中共鲁北县委指示夏津、武城两县的党组织,领导农民武装暴动,组建红军。李思孝即离校回到家乡,以珠泉屯、太平庄的党、团支部为核心,领导组建农民协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周围十一个村庄建起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两千多人,会员每三天集会一次,每人每月交一个铜板的会费。李思孝在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地讲:“多少年来,都是穷人的血汗养活着地主老财!我家的二百多亩地和几十间房屋,是剥削穷人得来的,必须归还给穷人。穷人只有团结起来,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斗争才能翻身……”他和党、团员带领会员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贫苦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耕者有其田”等口号,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有的村农民协会强占村公所为会址。有的村会员同地主开展“算账运动”,强迫地主接受增加工资、减低租米和改善生活的条件。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全县震动很大,贫困群众奔走相告,扬眉吐气。国民党县政府官员和劣绅视李思孝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思孝一家都为他提心吊胆。父母多次对他说劝:“老弟兄俩就有你这个男孩,你爷爷不久于人世。你上有老,下有小,就不要再领着穷人闹事了,还是回校念书为好。”他总是坚定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应为劳苦大众着想。”
当时,夏津的国、共两党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为了长远地开展工作,根据李思孝的意见,珠泉屯党支部对外挂起了“国民党夏津县第二区党部”的牌子。4月,李思孝、李东旭率领300多名会员,进城闯入国民党县党部,强迫书记长陈仲兴承认第二区党部和农民协会的合法地位。陈仲兴吓得面无人色,唯唯诺诺。这次斗争,邻县为之震动。5月,李思孝因对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形势认识不足,与共产党员张益三以“第二区党部”代表的身份,去泰安国民党省党部申请注册,争取合法,因国民党夏津县党部告密,不幸在济南附近遭到逮捕。
李思孝被捕后,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他丝毫未有吐露党的秘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后来,他被钉上重镣,先后被关押在泰安和济南监狱。在狱中,他浑身长满了脓疮,并患染了肺结核病。因长期拖带重镣,双腿变形,落下了终身残疾。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他还不断鼓励狱中的难友:“敌人的严刑拷打是对革命者的严峻考验。钢铁是在熔炉中炼成的,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李思孝入狱后,夏津的一些党、团员受到缉捕,出走他乡;有的革命意志薄弱,脱离了革命队伍。夏津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为营救李思孝,家中变卖了百余亩地。国民党石友三部进驻济南后,李思孝的好友时东晓在石友三部任职,经进步人士和时东晓多方活动,1930年7月,李思孝和张益三获释。
李思孝回家后,经过短时间的治疗,身体稍有恢复,便以小学教员为掩护,与李东旭等人在村北开办了“南洋养蜂场”,一方面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一方面四出奔走寻找党组织。由于夏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虽几经寻找,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这期间,他祖父和父母相继去世。
1934年夏,久旱不雨,人们心急如焚。李思孝通过在国民党县政府供事的同学,借了一台抽水机,提取运河水。他让穷人出力开沟,富人摊花费,穷人富人的地轮番浇水。十里八村的人成群结伙来参观。他趁机向群众宣传:“苏联穷苦的工人、农民夺取了政权,建起了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农活都使用机器。苏联的道路就是我国今后的道路。”1935年,李思孝的长子李启周入临清十一中学。他通过李启周与在十一中任教的臧克家取得了联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犯中原,奸淫烧杀,惨绝人寰;国民党的溃兵,蜂拥南窜,无恶不为;反动势力扯旗拉杆,极为嚣张,夏津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思孝不仅无法开展革命工作,而且一家人的处境越来越危险。11月,李思孝携即将分娩的妻子、长子夫妇、两个女儿及幼子,仓促由运河雇船南行。启航不久,妻子在船上生下了三女儿。为长久计,他让长子启周中途下船,回家变卖家产后再南下团聚。船至河南省元村集,与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某部供给处处长杨景贤的船停泊相靠。两人搭话后,相谈甚是投机。后两人同登一船,畅谈彻夜。杨景贤对共产党十分钦佩,对国民党媚外深恶痛绝。他将名片交给李思孝,让李思孝一家到自己的家乡河南省新郑县沂水寨安家。
李思孝到沂水寨安家后,很快结识了杨宗仁、杨富海、陈瑞图等进步青年。通过他们的帮助,终于与新郑县地下党员刘玉山等人取得了联系。
1938年初,李思孝与已是共产党员的陈瑞图等人共同努力,创建了“新郑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开展抗日活动。李思孝任副队长。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长葛、尉氏、洧川等县。同时,他还在沂水寨组建的“抗日救亡农民协会”中担任委员兼参谋,领导群众反奸除霸。是年2月,李思孝带领二十余名“民先”队员,到中共新郑县地下党组织的“特种工作团”学习了两个月。6月,他与长葛县“民先”指导员于永林,在长葛县城以东指挥了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打死打伤了十余名日本兵。一次,他带人化装深入到敌人心脏,机智地活捉了铁杆汉奸黄大麻子。几次战斗,大大鼓舞了同志们。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7月初,李思孝经密县中心县委派往长葛县建立党组织的石井同志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8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李思孝被任命为长葛县工委书记;10月,改任长葛县县委书记。
由于社会的动荡,李思孝全家几次遭到当地地痞流氓的威胁与驱逐,生活十分艰苦,靠稀粥、野菜度日。为了尽快开辟长葛县的工作,他不顾家庭安危和生活的窘迫,拖着伤残的双腿四处奔波。有时半夜回家,腿疼得他冷汗淋漓,便让妻子和孩子轮流为他捶腿,待稍事休息后,他又消失在夜幕之中……他曾化装成商人去西安,与上级党组织接头,并带回《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习;为了宣传国际和国内形势,传播革命理论,在条件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他与其他同志在新郑县的和尚桥设置了《新华日报》发行点。由于他的不懈努力,长葛县的党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1939年初,李思孝受中共密县地委的派遣,化名李焕章,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驻鄢陵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二十二师政治部做秘密工作。在党组织的协助下,李思孝以培训士兵骨干的名义,呈报上峰批准,办起了“二十二师学生大队”,并亲任政治教官。他利用工作之便,联络进步青年学员,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并发展一部分学员加入了共产党。年末,“学生大队”被上峰认定“有红色嫌疑”,勒令解散。1940年初,李思孝化名李少农,经二十二师中党的内线关系介绍,到第三集团军十二军的十四游击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十四游击支队是国民党收编的土匪队伍,辖三个大队,千余人枪,当时驻郑州附近的八郎寨。支队长王润民凶暴奸猾,妄图脚登国、共两只船;副支队长杨英甫是十二军军部委派,国民党员,顽固的反共分子。
为了改造和掌握这支队伍,李思孝任职后,主动接近王润民,积极做争取工作。为利于队伍素质的改造,他将原学生大队中的共产党员和投奔来的进步学员,分别安插在基层,秘密建立了党小组,并与郑州中心县委书记张保河接上了关系。由于他的积极工作,加强了党对这支队伍的控制,使十四游击支队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941年,李思孝偕全家由鄢陵迁居郑州市内三益街。他以十四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作掩护,担负起了向延安输送知识分子的任务,因他计划周密,行动谨慎,未出任何意外。他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极大注意。是年秋,十二军军部以“共产党嫌疑”将他逮捕,关押在洛阳劳改营。当时,由于党的地下工作者及时透露消息,李思孝的妻子迅速将党的文件转移、焚烧,敌人没能搜出证据;加之第三集团军司令孙桐萱的秘书、地下党员宋一平的极力营救,不久,李思孝获释,仍回十四游击支队任职。
为了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李思孝向郑州党组织汇报并征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后,加快了对十四游击支队改造的步伐。他经常召开党小组会议,发动党员同中、下层官兵交朋友。他向王润民提出:为了提高部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应严令禁止部属抢夺老百姓的东西和污辱妇女。王润民迫于李思孝的威望,表面赞同,却处处阳奉阴违。有一次,王润民的勤务兵拦路抢劫,事发后受到李思孝的严厉指责。王润民为了平民愤,不得不把勤务兵痛打了一顿。从此,王润民的勤务兵对李思孝怀恨在心,耿耿于怀。
王润民看到李思孝深得中、下层官兵的信赖和拥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杨英甫更觉得李思孝是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两人惟恐杀害李思孝引起兵士哗变,自身难保,便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密谋了“借刀杀人”的计划:当时,杞县有一股近百人枪的土匪,活动猖獗,官兵也奈何不得,王、杨便指派李思孝去做策反收编工作,欲借土匪之手除掉李思孝。
李思孝深知兵荒马乱之际策反收编这股土匪十分危险,为了不影响对十四游击支队的改造,为了将土匪改编为抗日队伍,慨然应命。他对劝阻的党员语重心长地说:“土匪中绝大多数是善良的百姓,只要晓以国家、民族的大义,他们是会很快觉悟的。如果我发生意外,你们也要一定完成党交给的改造十四支队的任务。”同时,他将家中做了安顿:把17岁的大女儿委托给长葛县委宣传委员陈瑞图照管;一再叮嘱妻子:“我去执行任务,党组织会照顾你们的。一定要带好孩子们。”
1942年春,李思孝同十四游击支队政治处的共产党员陈浩,怀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到土匪队伍中去做策反收编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耐心细致的工作,李思孝、陈浩非但未被杀害,改编工作反而有较大进展。王润民、杨英甫听了李思孝的汇报,知道李思孝如果收编土匪成功,在官兵中的威信会更高,势力会更雄厚。竟丧心病狂地指派对李思孝怀有敌意的勤务兵,带人埋伏在李思孝、陈浩必经的杞县的通许。就在两人第三次去土匪驻地洽谈改编事宜时,惨遭杀害。
李思孝为党的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他那革命、战斗的一生,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李思孝同志永垂千古!
(栗春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