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公忘私 为国忘家

——李思孝烈士光辉的一生

夏津县民政局

李思孝，字慕先，曾用名李焕章、李少农，1905年6月6日生于山东省夏津县城西紧傍运河的珠泉屯（现属郑保屯镇），家有二百多亩土地，是当地的富户。他自幼读书。1925年第一次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夏津县最早的党员。先后担任过河南省长葛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等职。1942年，他在河南省杞县做一支土匪队伍的策反收编工作时，惨遭杀害，时年37岁。

1920年，李思孝考入设在珠泉屯的县第二高等学校。他受进步教师任华一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中国少年》、《曙光》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对自己的剥削阶级的家庭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1923年秋，李思孝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他与同班的臧克家、邓光明、范心吾等同学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探讨革命理论。他们还集资购买了一台油印机，藏匿在李思孝的床下，秘密刻印和张贴宣传马列主义的材料和传单。1925年，李思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下半年，李思孝介绍东昌（现聊城）省立三师的学生、临清籍的张廷焕和夏津籍的李建华、刘维鲁加入了共产党。介绍夏津籍济南济美中学学生张立忠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李思孝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后来他又托人花钱入齐鲁大学就读。同年暑假回乡期间，他与李建华、刘维鲁和在省立三师担任团支部书记的晋驼等秘密筹划之后，在珠泉屯建立了党、团支部，由他介绍入党的李东旭任党支部书记，李启庸任团支部书记。在太平庄建立了团支部，本村的晋驼任支部书记。

党、团组织建立后，领导党、团员有组织的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李思孝的宣传深入浅出，富有鼓动性，听过他宣传的群众纷纷议论：“思孝的话，句句说到了咱穷人的心坎上。”

按当地习惯，地主老财家的长工，早、晚吃粗粮，中午吃细粮。这年麦收不久，太平庄的地主老财借口小麦歉收，只给长工吃粗粮，引起了长工强烈不满。李思孝和晋驼把握时机，秘密串联长工，提出了改善生活的条件。地主老财不答应，他就和晋驼鼓动长工辞工。全村有30多名长工扛起行李，结队同行。地主老财心急如焚，亲自追回长工赔礼道歉。长工罢工的胜利，在周围村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使群众认识到：人心齐，泰山移，只有组织起来，地主老财也害怕穷人。

珠泉屯村村长李绶先依仗自家豪富，又与乡长、区长有交情，因而横行乡里，经常无故凌辱本村和邻村的穷苦群众。为了不让贫苦农民在他家的地里拾棉桃，他自立土规矩：在他地里的棉桃未摘之前，任何人不得拔自家的棉柴。群众对此强烈不满。李思孝抓住这一触即发的时机，挺身而出，以党团员为骨干，发起了反霸斗争。一天，他带领群众，手持铁锨、镰刀，敲锣打鼓地闯入李绶先的宅院。吓得李绶先一家东藏西躲，最后，迫使李绶先亲自出面向群众鞠躬作揖，答应去消禁令，方才罢休。李绶先威风扫地，扬言与李思孝不共戴天。李思孝的祖父、伯父和父亲，也训斥他做得太绝情，他回答：“犯众怒之人，理应受到惩罚！”穷苦群众都交口称赞：“甭看思孝是财主家的人，处处和咱穷人一条心。”

珠泉屯一带罢工、反霸反抗捐抗税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使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员如坐针毡。为了镇压群众，一天，县长谢锡文亲临珠泉屯召集群众训话，说：“夏津百姓不得安居乐业，主要是刁民、土匪兴风作乱，大家务必精诚团结，惩治愚顽，协力剿匪……”在场就座的李思孝拍案而起，声严厉色地当即驳斥：“如今是苛政猛于虎，官吏恶似狼！百姓度日艰难，逼上梁山，根源是政府腐败！”谢锡文瞠目结舌，且慑服李思孝在当地的威望，未敢大发淫威。村里的群众怕将事态扩大，簇拥着李思孝出了会场。谢锡文也只好草草收兵。

1928年春，中共鲁北县委指示夏津、武城两县的党组织，领导农民武装暴动，组建红军。李思孝即离校回到家乡，以珠泉屯、太平庄的党、团支部为核心，领导组建农民协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周围十一个村庄建起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两千多人，会员每三天集会一次，每人每月交一个铜板的会费。李思孝在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地讲：“多少年来，都是穷人的血汗养活着地主老财！我家的二百多亩地和几十间房屋，是剥削穷人得来的，必须归还给穷人。穷人只有团结起来，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斗争才能翻身……”他和党、团员带领会员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贫苦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耕者有其田”等口号，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有的村农民协会强占村公所为会址。有的村会员同地主开展“算账运动”，强迫地主接受增加工资、减低租米和改善生活的条件。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全县震动很大，贫困群众奔走相告，扬眉吐气。国民党县政府官员和劣绅视李思孝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思孝一家都为他提心吊胆。父母多次对他说劝：“老弟兄俩就有你这个男孩，你爷爷不久于人世。你上有老，下有小，就不要再领着穷人闹事了，还是回校念书为好。”他总是坚定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应为劳苦大众着想。”

当时，夏津的国、共两党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为了长远地开展工作，根据李思孝的意见，珠泉屯党支部对外挂起了“国民党夏津县第二区党部”的牌子。4月，李思孝、李东旭率领300多名会员，进城闯入国民党县党部，强迫书记长陈仲兴承认第二区党部和农民协会的合法地位。陈仲兴吓得面无人色，唯唯诺诺。这次斗争，邻县为之震动。5月，李思孝因对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形势认识不足，与共产党员张益三以“第二区党部”代表的身份，去泰安国民党省党部申请注册，争取合法，因国民党夏津县党部告密，不幸在济南附近遭到逮捕。

李思孝被捕后，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他丝毫未有吐露党的秘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后来，他被钉上重镣，先后被关押在泰安和济南监狱。在狱中，他浑身长满了脓疮，并患染了肺结核病。因长期拖带重镣，双腿变形，落下了终身残疾。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他还不断鼓励狱中的难友：“敌人的严刑拷打是对革命者的严峻考验。钢铁是在熔炉中炼成的，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李思孝入狱后，夏津的一些党、团员受到缉捕，出走他乡；有的革命意志薄弱，脱离了革命队伍。夏津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为营救李思孝，家中变卖了百余亩地。国民党石友三部进驻济南后，李思孝的好友时东晓在石友三部任职，经进步人士和时东晓多方活动，1930年7月，李思孝和张益三获释。

李思孝回家后，经过短时间的治疗，身体稍有恢复，便以小学教员为掩护，与李东旭等人在村北开办了“南洋养蜂场”，一方面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一方面四出奔走寻找党组织。由于夏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虽几经寻找，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这期间，他祖父和父母相继去世。

1934年夏，久旱不雨，人们心急如焚。李思孝通过在国民党县政府供事的同学，借了一台抽水机，提取运河水。他让穷人出力开沟，富人摊花费，穷人富人的地轮番浇水。十里八村的人成群结伙来参观。他趁机向群众宣传：“苏联穷苦的工人、农民夺取了政权，建起了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农活都使用机器。苏联的道路就是我国今后的道路。”1935年，李思孝的长子李启周入临清十一中学。他通过李启周与在十一中任教的臧克家取得了联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犯中原，奸淫烧杀，惨绝人寰；国民党的溃兵，蜂拥南窜，无恶不为；反动势力扯旗拉杆，极为嚣张，夏津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思孝不仅无法开展革命工作，而且一家人的处境越来越危险。11月，李思孝携即将分娩的妻子、长子夫妇、两个女儿及幼子，仓促由运河雇船南行。启航不久，妻子在船上生下了三女儿。为长久计，他让长子启周中途下船，回家变卖家产后再南下团聚。船至河南省元村集，与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某部供给处处长杨景贤的船停泊相靠。两人搭话后，相谈甚是投机。后两人同登一船，畅谈彻夜。杨景贤对共产党十分钦佩，对国民党媚外深恶痛绝。他将名片交给李思孝，让李思孝一家到自己的家乡河南省新郑县沂水寨安家。

李思孝到沂水寨安家后，很快结识了杨宗仁、杨富海、陈瑞图等进步青年。通过他们的帮助，终于与新郑县地下党员刘玉山等人取得了联系。

1938年初，李思孝与已是共产党员的陈瑞图等人共同努力，创建了“新郑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开展抗日活动。李思孝任副队长。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长葛、尉氏、洧川等县。同时，他还在沂水寨组建的“抗日救亡农民协会”中担任委员兼参谋，领导群众反奸除霸。是年2月，李思孝带领二十余名“民先”队员，到中共新郑县地下党组织的“特种工作团”学习了两个月。6月，他与长葛县“民先”指导员于永林，在长葛县城以东指挥了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打死打伤了十余名日本兵。一次，他带人化装深入到敌人心脏，机智地活捉了铁杆汉奸黄大麻子。几次战斗，大大鼓舞了同志们。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7月初，李思孝经密县中心县委派往长葛县建立党组织的石井同志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8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李思孝被任命为长葛县工委书记；10月，改任长葛县县委书记。

由于社会的动荡，李思孝全家几次遭到当地地痞流氓的威胁与驱逐，生活十分艰苦，靠稀粥、野菜度日。为了尽快开辟长葛县的工作，他不顾家庭安危和生活的窘迫，拖着伤残的双腿四处奔波。有时半夜回家，腿疼得他冷汗淋漓，便让妻子和孩子轮流为他捶腿，待稍事休息后，他又消失在夜幕之中……他曾化装成商人去西安，与上级党组织接头，并带回《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习；为了宣传国际和国内形势，传播革命理论，在条件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他与其他同志在新郑县的和尚桥设置了《新华日报》发行点。由于他的不懈努力，长葛县的党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1939年初，李思孝受中共密县地委的派遣，化名李焕章，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驻鄢陵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二十二师政治部做秘密工作。在党组织的协助下，李思孝以培训士兵骨干的名义，呈报上峰批准，办起了“二十二师学生大队”，并亲任政治教官。他利用工作之便，联络进步青年学员，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并发展一部分学员加入了共产党。年末，“学生大队”被上峰认定“有红色嫌疑”，勒令解散。1940年初，李思孝化名李少农，经二十二师中党的内线关系介绍，到第三集团军十二军的十四游击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十四游击支队是国民党收编的土匪队伍，辖三个大队，千余人枪，当时驻郑州附近的八郎寨。支队长王润民凶暴奸猾，妄图脚登国、共两只船；副支队长杨英甫是十二军军部委派，国民党员，顽固的反共分子。

为了改造和掌握这支队伍，李思孝任职后，主动接近王润民，积极做争取工作。为利于队伍素质的改造，他将原学生大队中的共产党员和投奔来的进步学员，分别安插在基层，秘密建立了党小组，并与郑州中心县委书记张保河接上了关系。由于他的积极工作，加强了党对这支队伍的控制，使十四游击支队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941年，李思孝偕全家由鄢陵迁居郑州市内三益街。他以十四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作掩护，担负起了向延安输送知识分子的任务，因他计划周密，行动谨慎，未出任何意外。他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极大注意。是年秋，十二军军部以“共产党嫌疑”将他逮捕，关押在洛阳劳改营。当时，由于党的地下工作者及时透露消息，李思孝的妻子迅速将党的文件转移、焚烧，敌人没能搜出证据；加之第三集团军司令孙桐萱的秘书、地下党员宋一平的极力营救，不久，李思孝获释，仍回十四游击支队任职。

为了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李思孝向郑州党组织汇报并征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后，加快了对十四游击支队改造的步伐。他经常召开党小组会议，发动党员同中、下层官兵交朋友。他向王润民提出：为了提高部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应严令禁止部属抢夺老百姓的东西和污辱妇女。王润民迫于李思孝的威望，表面赞同，却处处阳奉阴违。有一次，王润民的勤务兵拦路抢劫，事发后受到李思孝的严厉指责。王润民为了平民愤，不得不把勤务兵痛打了一顿。从此，王润民的勤务兵对李思孝怀恨在心，耿耿于怀。

王润民看到李思孝深得中、下层官兵的信赖和拥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杨英甫更觉得李思孝是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两人惟恐杀害李思孝引起兵士哗变，自身难保，便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密谋了“借刀杀人”的计划：当时，杞县有一股近百人枪的土匪，活动猖獗，官兵也奈何不得，王、杨便指派李思孝去做策反收编工作，欲借土匪之手除掉李思孝。

李思孝深知兵荒马乱之际策反收编这股土匪十分危险，为了不影响对十四游击支队的改造，为了将土匪改编为抗日队伍，慨然应命。他对劝阻的党员语重心长地说：“土匪中绝大多数是善良的百姓，只要晓以国家、民族的大义，他们是会很快觉悟的。如果我发生意外，你们也要一定完成党交给的改造十四支队的任务。”同时，他将家中做了安顿：把17岁的大女儿委托给长葛县委宣传委员陈瑞图照管；一再叮嘱妻子：“我去执行任务，党组织会照顾你们的。一定要带好孩子们。”

1942年春，李思孝同十四游击支队政治处的共产党员陈浩，怀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到土匪队伍中去做策反收编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耐心细致的工作，李思孝、陈浩非但未被杀害，改编工作反而有较大进展。王润民、杨英甫听了李思孝的汇报，知道李思孝如果收编土匪成功，在官兵中的威信会更高，势力会更雄厚。竟丧心病狂地指派对李思孝怀有敌意的勤务兵，带人埋伏在李思孝、陈浩必经的杞县的通许。就在两人第三次去土匪驻地洽谈改编事宜时，惨遭杀害。

李思孝为党的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他那革命、战斗的一生，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李思孝同志永垂千古！

（栗春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