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和孙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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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元勋朱德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忠勇战士。他在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曾对他发生重大影响并同他一起实现了这个转变,这就是孙炳文。
 
  孙炳文,字浚明,1885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长朱德一岁。1908年,孙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文科预科班。他学习勤奋,思想活跃,博览群书,常常暗中阅读同盟会办的《民报》,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决心投入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因在一次作文中抨击封建教育,被校方开除,于是,血气方刚的孙炳文参加了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的“铁血团”,试图以暗杀活动进行反清斗争。他参与过密谋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的活动,曾和革命女青年任锐等人,多次冒险出入北京火车站,秘密运送武器。
 
  1912年2月,京津等地激进青年为防止袁世凯效法拿破仑称帝,组织“铁血监督团”,宣称“以铁血监督政府,排去国民公敌,促进完全共和政体”,孙炳文和任锐都秘密加入这个组织。是年,同盟会报纸《民国日报》由天津迁到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孙炳文任总编辑。他的女友任锐负责为报纸的妇女版组稿。眼看辛亥革命成果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孙炳文忧愤不已,常在报纸上激烈抨击袁世凯迫害革命党人的阴谋行径,与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有一次,孙炳文对该报造谣、污蔑的言论怒不可遏,竟一个人跑到该报社去理论,“并用拳头把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返时两手血淋淋”。
 
  1913年春,孙炳文与志同道合的任锐结为伴侣。不久,“铁血团”暗杀袁世凯事件败露,北洋军阀当局下令通缉孙炳文,为避难,孙偕任潜回四川老家,以教书为业。
 
  1916年爆发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时任云南护国军支队长(相当于团长)的朱德,在纳溪战役中屡建奇功,名震滇川。战争结束后,朱德奉蔡锷之命率部进驻川南重镇泸州。此后,他在这一带驻防将近5年时间。
 
  1917年春,经好友李贞白介绍,朱德结识孙炳文。两人一见如故,颇有相识恨晚之感。朱德豁达大度、谦和质朴,深获孙炳文敬佩。孙称朱是“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非与玉阶习者,而不知其口德之高洁也”。同样,朱德对孙炳文渊博的学识、豪爽的性格、非凡的经历也很敬重。他们志同道合、肝胆相照。1918年,在护法战争中晋升为滇军旅长的朱德聘孙炳文为旅部咨谋(即参谋),两人朝夕相处,成为莫逆之交。
 
  1921年,孙炳文偕妻儿离开四川去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兼报馆工作。这时,在中国大地上悄然飘起了一面新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孙炳文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式政党,党的创建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便立即给还在四川的朱德写信,催他按原来相约的计划速来北京。
 
  1922年春,被逐出云南的唐继尧乘滇军响应孙中山出动北伐之机,卷土重来,打回昆明,对朱德等反对过他的滇军将领发出通缉。朱德经历一场异常艰险的逃亡,终于挣脱旧关系的羁绊,来到北京,找到孙炳文。两人分离年余,中间又各经风风雨雨,能重聚北京,自然格外欢欣。朱德第一次来到北方,孙炳文陪他坐火车到大同参观了云岗石窟,又参观了鸡鸣山煤矿工人的生活。这次旅行,他们看到了祖国山河的壮美,历史文化的辉煌,也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困苦,更觉改造社会重任在肩义不容辞。
 
  但他们在北京没有找到陈独秀,听说陈在南方开会,于是又来到上海。他们同原滇军将领金汉鼎一起去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两个月前,广州发生了粤军将领陈炯明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事件,孙中山避难永丰舰(后称中山舰)50余天,刚刚回到上海,正想重整旗鼓夺回广东,听说是滇军名将朱德、金汉鼎和著名的革命党人孙炳文来访,自然乐于一见。会见时,孙中山表示他打算助滇军的力量讨伐陈炯明,愿先提供10万元作为军饷,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金汉鼎答应了这个要求,而朱德这时已认识到利用军阀打军阀不是革命的办法,并且他和孙炳文出国留学志向已定,便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他们订购了出国的船票后,孙炳文回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安排家小。朱德暂留上海,得知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闸北的住处,便兴冲冲赶去会见,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不曾想陈独秀坦率地告诉他:旧军队将领出身的人要加入共产党,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受此冷遇,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他追求真理和进步的信念最终没有动摇。
 
  1922年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乘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启程。大海茫茫,烟波浩渺。“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朱德后来用这样的诗句,表露他出国时的心境:为了寻找革命真理,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他愿远走天涯,待归来时将以新的革命旗帜代替旧旗帜。
 
  经过40多天的航行,于10月抵达法国马赛,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他们得知中国留学生于这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德、比、法等地的中共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有赵世炎、周恩来等,周恩来正在德国筹建党团组织,他们急不可待,顾不得在巴黎观光流连,立刻赶往柏林。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寓所里,他们见到了比他们年小十多岁的周恩来,各自陈述了过去的经历和对革命的见解,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为这两位经历不凡的人物有如此救国救民的胸怀、如此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此真诚的入党要求所感动,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入党、帮助办理申请入党手续。11月,周恩来和张申府作他们的入党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作为秘密党员,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他们初到国外,首先要过语言关。这对两位年龄已经三十六七岁的中年人,是不容易的。他们用半年时间刻苦学习德语,孙炳文在大学时学过英语、法语,掌握学外文的方法,朱德则另有高招,他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到处走,参观博物馆、画廊、教堂,或是游览公园、商店,或是访问工厂、学校、议会,或是看歌剧、听音乐会,朱德后来回忆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慢慢借助字典也能看点书报了。
 
  1923年5月,朱德和孙炳文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小城哥廷根,这是一座美丽幽静的大学城,当时有40多名中国留学生,光四川人就有十多个,朱、孙依年龄和资历,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房师亮、廖焕星、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等。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到德国,旅德支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朱德和邓演达率领游行队伍沿康德大街,一路散发小报、传单,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新三民主义,在欧洲华侨中产生广泛影响。
 
  不久,国内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德国,朱德和孙炳文根据党的要求,分别组织、发动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展开声援活动。在柏林,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中国驻德公使馆并冲进去迫使中国公使魏祖宸,在抗议书上签名。在哥廷根,孙炳文也和房师亮、谢唯进等组织群众集会,散发传单,参加当地德国共产党组织的群众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
 
  1925年春,中共中央为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调一部分旅欧党员回国。国民党旅德支部召开会议,对回国作出安排,朱德、孙炳文、房师亮、邢西屏(徐冰)、阚尊民(刘鼎)、李大章等都在回国之列。8月底,孙炳文、房师亮等乘火车,经立陶宛抵莫斯科;朱德、李大章等乘轮船经波罗的海、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郊区的莫洛霍夫卡村住下,学习政治,总结工作,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选留30人参加军事训练,其余安排回国。9月,孙炳文和房师亮一道,经西伯利亚铁路线回国。朱德和刘鼎留下在莫洛霍夫卡参加军事训练。
 
  孙炳文回国不久,即被邓演达、熊雄、高语罕联名电邀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上校秘书,还兼黄埔军校教官、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教授。“参与确定了有关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原则,写出了政治部工作方针和文件”,使政治部的全部机构在很短时间里建立起来了。他在黄埔军校讲政治课,很受学生尊重。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孙炳文等40余人遭拘捕。事件发生当天,周恩来赶到造币厂,当面责问蒋介石。经过中共广东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严正交涉,全部被捕者获得释放。孙炳文获释后,得知北京发生北洋军阀政府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妻子任锐在请愿时也遭到反动军警殴打致伤。他即刻赶赴北京,把妻子和女儿接到广州,一家人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的地方———万福路190号楼上,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也住在这里或邻近,他们经常接触交谈,关系甚密。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准备北伐。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调孙炳文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尚有宣传科长一职待任,蒋介石不想让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内又无适合人选,孙炳文想到推荐郭沫若,这时郭沫若正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但恐郭是著名诗人,又是中山大学文学院长,任科长之职是否大材小用,便先征询郭的意愿。郭沫若爽快地表示:“职务高低无所谓,我要工作,不要当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根据北伐进军需要分为前方后方两部分,邓演达随军出师负责前方,孙炳文担任后方留守主任。他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上,代表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讲话,预祝北伐成功,表示留守处巩固后方,支援前方打胜仗的决心。他还以留守处的名义为北伐将领和干部设宴饯行,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李一氓、房师亮等应邀出席。宴会上,孙炳文以主人身份发表演讲,大家纷纷抒发对北洋军阀战斗的决心和夺取北伐胜利的信心。
 
  这时,朱德也为北伐战争的需要从苏联回到国内,他在上海接受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到四川万县做争取川军杨森脱离北洋军阀而倒向国民革命军的工作。1927年初,朱德又受党派遣到南昌,利用他和滇军的老关系,在朱培德的第五路军任参议,并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在其中秘密建立中共党组织,为党培养军事干部,不久还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在广州,李济深追随蒋介石,酝酿着反共阴谋。他见孙炳文才干出众,想把孙炳文拉过去,曾专门宴请孙炳文夫妇。可孙炳文并不买账,因此便获罪于李。李便开始监视孙炳文的行动,甚至布置广州电报局,凡前方邓演达发给孙炳文的电报,都要先送给他过目:连孙炳文患病住院,李也派侍从到病房监视。曾有人劝告孙炳文:时局愈来愈紧张,应设法离开广州。孙炳文总是说:不要紧的,广大工人纠察队是有力量的。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还在国民党左派控制下,准备制裁蒋介石的背叛行径。4月6日,在武汉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发电“催孙炳文赴鄂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孙炳文知是武汉急需,便将广州总政留守处的事宜移交他人,偕妻子、子女和秘书,于4月10日匆匆离开广州北上。因为粤汉铁路常有梗阻,便决定改由香港乘船经上海顺长江去武汉。还打算经上海时,见见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说一说广州的情况,如果有机会再做一做蒋介石手下人的工作。但他哪里知道,蒋介石早在4月2日,就密谋“弹劾共产党”,要“将各地首要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他们拟好了一个有197名共产党员的黑名单,其中就有孙炳文的名字。
 
  孙炳文乘坐的法兰西邮船即要从香港启程,中国大地上已黑风骤起。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孙炳文虽然已感到时局严重,但对“四一二”事变仍全然不知,他和全家人悄悄坐进二等舱,以防被反动派的耳目发现。不料,有一天在甲板上,他撞上了一个姓褚的后来沦为汉奸的反动分子,这个坏蛋立刻在船上发电向蒋介石告密。4月16日,法兰西邮船刚一抵达上海汇山码头,一群法国巡捕便蜂拥冲进孙炳文的客舱。姓褚的坏蛋说:“总司令要拿你查办!”孙炳文毫无惧色,坦然答道:“走就走!”孙炳文的秘书张斗南和长子孙宁世(后名孙泱)也一起被捕。他们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里已经关押200多名革命者。
 
  反动当局对孙炳文进行秘密审讯,软硬兼施,一方面诱以高官厚禄,劝其“改正”,一方面晓以厉害,露出刽子手的嘴脸。孙炳文沉着坦然,郑重地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但他坚决保护他的秘书张斗南,不让敌人得到实情,一再讲:张斗南不是共产党员,应当释放他。反动派一看孙炳文不可动摇,抓不到手,又不能放虎归山,给共产党留下一员大将,于是,决定对孙炳文下毒手,4月20日凌晨,一阵罪恶的枪声划破黑沉沉的夜空,在龙华的密荫深处,孙炳文洒尽了他的满腔热血。
 
  正在南昌准备率军官教育团赴赣东地区执行任务的朱德,惊闻孙炳文在上海遇难的噩耗,如五雷轰顶,肝胆俱裂。这个经过多少沙场征战,见过多少横尸卧血的铁汉子,竟禁不住痛哭失声。他悲痛,不仅为失去了肝胆相照的好友,更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失去了一个济世之才。
 
  朱德怀着难以抑制的悲愤,给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写了这样一封信:
 
  炜坤:
 
  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肝)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明)。(抵)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
                                                                                       朱德
 
                            五月十号
 
                        来信交南昌河东会馆十六号
 
  这封信写于孙炳文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后的第20天。从字迹和措辞上,我们尽可以去体会朱德当时的心境。对友人殉难的无比悲痛,对敌人暴行的强烈愤慨,对烈士遗属的深切关怀,以及继续烈士革命遗志、与敌人作殊死战斗的决心,都泼墨于纸上。可以想象到,朱德正是带着这种不可遏制的悲愤,两个多月后,毅然决然地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并从此开始率领人民军队同国民党的反动派英勇搏击。
 
  孙炳文牺牲后,朱德在戎马倥偬中不忘关照烈士的遗孀和孩子。1939年2月17日,在华北敌后率八路军坚持对日作战的朱德,给原靖国军老同事张从吾写信时,说道:“浚明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母不及。继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工作,特此告。”
 
  1945年春,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孙炳文遗孀任锐写了一篇孙炳文的小传,寄给朱德过目。3月24日,朱德给任锐写了回信:“来信悉。炳文同志传,你写的很好,最亲切,我给以补充。请速寄烈士追悼会陈列,七大会中有一议事日程是开死难同志追悼会,请你预备。另外,在烈士传中,我必从侧面再写,以光其模范。特复,并致敬礼。”朱德另外写的一段文字是:
 
  “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而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侮人不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时,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有成果,并影响一批进步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整作。对敌人是疾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慨;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
 
  从这段不算长的文字中,可以看到朱德对孙炳文的评价、赞扬和怀念。朱德和孙炳文的革命友谊,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了令后人景仰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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